东亚共同体:路径、机制与挑战

基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体制性原因,东亚一体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应该说,这是区域合作的政治构想。然而,作为政治构想的东亚一体化是一种"经济增长型政治"的意图,它走出了一条与欧盟完全不同的路径。首先,在欧洲,以"欧洲人"为核心的欧洲主义成为地域统合的原动力,可是,东亚经济统合缺乏"欧洲人"那种主体性意识,这是一种地域结构性的差异。其次,东盟"10+3"模式是东亚共同体的推进机制,然而,与欧盟比较,东亚缺少一个既有共同政治基础、又有法律约束力的推进机构。再次,冷战从欧洲全面退却,但是,在东亚,"冷战"呈进攻态势,"亚洲主义"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最后,文章指出,应以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机构建设,以机构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并推动东亚共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建设。     

印度环境公益诉讼发展中的问题与启示——以城市固体废物管理案为楔入

印度的环境公益诉讼对于促进印度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体现出一些问题，尤其在平等、参与、效率和可持续性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司法管辖权的过度发展，导致司法管理介入立法和行政领域。印度的理论界和最高法院对此都进行了反思和回应。对印度公益诉讼发展趋势及其问题的分析对于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意大利新国际私法管辖权规则初探

意大利新国际私法关于管辖权的规则具有开放、务实、灵活、高效的特征。首先 ,新法顺应国际私法法典化的新趋势 ,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规则纳入国际私法典 ;其次 ,新法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规定住所地原则为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基本根据 ;再次 ,新法从实际需要出发 ,在涉外婚姻、继承案件中保留国籍作为行使管辖权的根据 ;第四 ,新法在适用国际条约方面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 ,开创了扩展适用国际条约的新举措 ;第五 ,新法更尊重协议管辖原则 ,力求增加管辖规则的灵活性 ,提高涉外民商事诉讼效率 ;最后 ,新法引入了未决诉讼制度 ,强化了对管辖权冲突的协调     

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无论在油区还是非油区的输油管线路过地,采用切割、打孔、撬砸、拆卸等手段破坏正在使用的油气设备而进行盗窃油气的刑事案件呈现上升趋势,这不但使国家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也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此行为的定性分歧较大,究其原因在于对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的构成及相关问题的理解不一致。本文试图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就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在认定中容易出现分歧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从地缘政治视角析"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是针对中国的崛起所发出的噪音,其实质就是要对中国"以压促变",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离间中国同邻国的关系,从而维护西方的霸权地位。所以是"威胁中国",而不是"中国威胁"。为此,我们要对自己的国际角色准确定位,稳定周边,自主构建安全体系。     

适应WTO要求转变我国政府经济管理方式

我国加入WTO后 ,首当其冲的是政府的管理经济方式。现行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存在诸多隐患 ,本文拟就减少政府干预 ,构造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环境 ,探讨政府经济管理方式如何适应“入世”后经济调节机制的变化     

体育纪律处罚争议解决中的体育协会内部仲裁与外部体育仲裁关系研究

体育纪律处罚具有类刑罚性,体育组织应设置不同的“审级”,如内部仲裁与外部仲裁,解决处罚纠纷。我国大部分体育组织对纪律处罚争议解决的内部仲裁程序未作明确规定,现有规定存在着自设内部程序最高效力、仲裁员不中立、程序过于简单等问题。在我国体育仲裁机构建立的同时,各单项协会的内部仲裁制度应做相应修改,以与体育仲裁制度相衔接。     

共犯攀供问题研究

攀供是指共犯或有牵连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本案被告人的揭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无论共犯攀供被理解为证人证言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设计、改造攀供制度,明确地规定共犯攀供的使用规则,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研究

尽管宪法确立了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严重滞后。文章阐述了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现行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实践路径。     

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

本文从分析《名公书判清明集》 (简称《清明集》)中的几个典型书判出发 ,论述了《清明集》中体现出来的情理观念 ,总结出一幅宋代民事司法秩序的图景 :那是一个情理的空间 ,一个介乎于圣贤操守和腐败司法之间的解决纠纷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 ,人人 (以法官为主体 ,也包括当事人 )依照情理的原则行事 ,维持了宋代稳定的社会秩序。接着结合中国古代司法中体现的核心特点 ,探讨了情理发生发展的原因 ,并归纳提炼出一个“情理场”的概念。最后 ,对“情理场”的三大定律进行阐析。笔者认为基于社会根源和人性根源的“情理场”是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司法的总体精神和深层法文化特质 ,从“同情地理解”之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