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对基督教起源问题的分析初探

基督教的起源问题是恩格斯晚年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范式出发,在批判总结鲍威尔宗教起源论的基础上,恩格斯明确指出,基督教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晚期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的整合,社会根源在于罗马的统治。恩格斯从思想和社会渊源上对基督教的起源问题做出全面深入的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宗教理论。     

论我国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

政府信息共享在我国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着共享不均、共享不畅等问题。而制约共享深层次发展的瓶颈主要有技术层、语义层、概念层和利益层等,其中利益层面的瓶颈是最主要、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而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绝不能回避利益机制的驱动,在侧重分析政府信息共享的一般成本、一般效益、多方博弈及匀衡利益等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中短期战术性共享和中长期战略性共享分步走的现实路径,促进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向高层次发展。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比较与重构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一项刑罚执行措施与罪犯瑰造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组成部分,通过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服刑工作的结合,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行为及心理。解决未成年人服刑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立法系统性、管理制度独立性、对象适用广泛性、监管手段全面性等存在不足。可以借鉴国际社会未成人社区矫正经验,总结本土化的社区矫正谋略,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日本对华认识研究方面的社会分层问题探析

日本对华认识研究的前提是完成对概念的界定与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考察日本政界、经济界、舆论媒体、学界、民界各自发生的作用,能够发现日本社会对华认识的生成路径:政界的对华政策与经济界的经济利益谋求结合形成某个时期的日本对华认识框架;舆论媒体在此框架之下展开具倾向性的宣传,使此认识框架更加明晰;在此基础上,学界的研究与其遥相呼应,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形成;信息化的发展及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利益纠葛使民间团体和一般民众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故应实现对日本社会各阶层对华认识形成的原因、过程、影响力等进行全面、综合、详尽的研究。     

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新探

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根据并非常合理的。这既符合逻辑和历史相符的基本方法原则因为逻辑起点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即以改革和开放作为两翼的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为起点的,也符合逻辑起点范畴的内涵及据此形成的逻辑标准要求的,更体现了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地位和科学本质。     

杜威教育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理论和教育思想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初,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开始大量涌入日本。在这种背景下,杜威的教育思想也作为外来思想开始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文化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我国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原因分析

金融犯罪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部位和动脉系统,所以,比一般经济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和经济破坏力,尤其是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的频繁发生,成为近年来发生在金融领域内波及面广泛、社会危害性严重、在金融犯罪中增长最快的高频犯罪。文章从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多个层面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有利于金融机构完善信用卡管理与防范制度、有利于公安机关提高侦破诈骗类案件的破案率。     

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政治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必须与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不断提高相适应。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存在着法制不够健全、体制不够合理、参与不够充分、监督不够完善、发展不够平衡等问题,需从政治体制改革、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加快法制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探索进一步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对策,以期更好地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     

侦查认知刍论

侦查认知就是对侦查所承载的法律使命的最本质的还原。在澄清了侦查认知的对象之后,基于一种行为的物质表现规律构建一个关于行为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的认知框架便成为可能。对行为进行结构化分析,并理顺行为的物质印迹与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的紧密关系,是建立关于侦查认知的初步模型的基本理论框架。     

发生、驱动和统摄:全面深化改革的三大逻辑解读

全面深化改革自提出以来,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就,具有深层次的独特内在逻辑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由。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可以分为发生、驱动、统摄三种维度。问题促逼和主体自觉的互动与统合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发生逻辑;诸如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与发展、政府和市场、政党和人民、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等多维辩证关系形成的良性互动与合力,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驱动逻辑;通过方向论、价值论、共识论、方法论等方面不断规范、引导和助推改革,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统摄逻辑。更为自觉地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成效,进而使制度优势不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