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支持系统及其构建

文章首先对社会支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三种作用模型中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文章认为,来自学校的社会支持是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主要构成要素,学校必须帮助大学生构建包括专业教师、管理人员、心理咨询员以及同伴这四类人员提供的社会支持系统。     

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原因和对策

青少年网络犯罪原因包括虚拟空间中道德和法律观念的异化与失衡,网络立法具有滞后性和不完善性,不规范的网络环境导致青少年社会化不足,网络亚文化诱发青少年网络心理障碍和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等方面。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措施包括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处理好网络法律与网络技术监控的关系,加强防控网络犯罪的国际合作等方面。     

电子数据鉴定体系建设构想

电子数据鉴定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证据,由于其特有的属性,决定了证据的获取、检验、分析及展示均不同于传统证据,需要建立严密、科学规范的电子数据鉴定体系,保证电子证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及证明力。     

论我国涉外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默示意思自治不可行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施行前,我国相关立法对涉外合同纠纷法律适用只承认明示意思自治,而该规定却承认了默示意思自治,突破了司法解释应有界限.通过考察其他承认默示意思自治的法例和国际条约的背景,揭示出我国不具备接受默示意思自治的条件.我国涉外合同纠纷法律适用如果接受默示意思自治,既可能违背当事人意志,损害其利益,又可能会导致法院地法的大量适用,引致一系列弊端.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关系之考量

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的产物,因其自身技术手段应用的结果被理论与实践模糊与混用而衍生弊害,影响了"侦查的科学化"、制约了"审判的科学化",甚至阻碍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深化。对其模糊而混用的成因与流变进行追溯、考察发现,对它们在技术涉及的范围、可靠程度及其结果的功能上的差距,应当予以区分。在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过程中,除应对刑事技术、刑事技术鉴定与司法鉴定在理论上作出初步界分外,还需要建立司法鉴定技术准入制度及淘汰制度、刑事技术鉴定向司法鉴定的转化机制以与之调适。     

提单转让后托运人对承运人的诉权

提单转让后,托运人是否还能起诉承运人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提单持有人可以直接起诉承运人,但没有规定托运人就不能再起诉承运人。托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其诉权不应被随意剥夺。根据中国民法理论,托运人的诉权与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允许托运人享有诉权,符合国际一般做法,也有利于承运人、托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三方之间的利益平衡。     

城市拆迁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功能与立法建议——对“新《条例》”制定困境的思考

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立法的两大难题。公众参与具有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之功能,是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确定补偿标准的有效途径。因此,将公众参与中的听证和协商机制引入"新《条例》",有助于走出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立法困境。     

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实证分析——从国际公约到国内法的转化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构建应对气候变化对策必须集合各领域的通力合作的,法律应对机制是必不可少。以往,我们常常将关注点放在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领域的基本问题研究上,而未真正对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进行认真剖析,找出其目前和未来发展阶段的不足之处;更没有在国际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做出完整的法律构架,实现国际法的国内法转化,使气候变化的应对能真正落到实处,毕竟《京都议定书》的实现需要各国知之践行;尽管有必要强调共同但区别原则,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提升“道义责任理念”,从自身内部法律实践做起,为温室气体的减排落实真正尽一份力。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青少年罪犯心理矫治方式探索

青少年罪犯本身的特性决定着青少年罪犯的心理矫治必须着眼于不同于其他人群之处,这是研究青少年罪犯心理矫治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之处。我国针对青少年罪犯的心理矫治措施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着眼宏观而缺乏针对性的现象。从“大词法治”转向“具体而微”,应是考察与反思我国现有矫治举措的基础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