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医角度看医疗纠纷及其产生的原因与防范

从医疗纠纷鉴定人角度研究医疗纠纷,为相关机构防范医疗纠纷提供思路。医疗纠纷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一般采用诉讼方式解决。法医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医疗纠纷鉴定中要判定诊疗行为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判定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判定医疗过失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正确地进行死因分析和证据的取舍认定。在引起医疗纠纷的原因中,以技术性、责任心、医患交流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居多。医护人员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责任心及服务质量;加强医患交流,建立畅通的医患沟通渠道;增强自我法律防护意识,建立健全的医疗规章管理制度。     

国际货运代理独立经营人身份相关问题探讨——兼谈对商务部1998年《〈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修改意见

以货运代理业务及多式联运业务发展的情况为基础,从独立经营人的内涵出发,对独立经营人、多式联运经营人与无船承运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上述主体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不能完全替代。建议商务部在修订1998年《<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时,应摒弃"独立经营人"的概念及相关规定。     

宋代经济领域中的告赏立法

立赏告奸作为鼓励吏民揭发犯罪的手段,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出现,其后历代多有此类立法。而宋代的告赏立法,不仅适用于刑事犯罪,而且对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犯罪亦广立告赏之法。仅此项立法,在宋代已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法域,成为古今中外实不多见的一种法律现象。     

试论心理过程的分类与心理学的科学体系——兼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地位

潘菽教授认为西方心理学体系存在“知／意”不平衡的问题。潘菽教授提出的心理过程的“知／意二分”理论，对未来的心理学科学体系提出了“知／意”平衡的要求。另外，人与动物的心理差距源于根本不同的遗传基因，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异则主要是由各自不同的对象关系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文化所造成的。西方文化偏重于人对物的关系，发展出以认知为研究主线的心理过程体系；中国文化则相反，偏重于人对人的关系，形成以意向为研究主线的心理过程思想。要建立知意平衡的心理学科学体系，就必须在以认知过程为研究主线的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基础上，重视并加强对以意向过程为思考重点的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     

埃及违宪审查制度研究

埃及的违宪审查属于专门机关审查模式,由最高宪法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最高宪法法院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吸收和运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宪法监督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将国际人权条约、非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所规定的人权保护条款与埃及伊斯兰的传统相结合,扩大了埃及宪法在人权保护方面的作用。     

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问题研究——以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为中心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合同效力问题采取了"知难而退"的回避态度,因此当出卖人违反瑕疵担保义务之际如何判定合同的效力便成为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问题。分析表明,如果在确定所有权归属时侧重于保护善意买受人,而在合同法中却认定善意买受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这势必使法律的保护重心动不定,由此导致法律适用的困难。鉴于世界各国对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立场基本一致,建议公约明确规定在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而买受人为善意时,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     

The Adjustment of Criminal Law in Risk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ansion of Potential Damage Offence

风险社会的实质是人类在从现代技术手段获益的同时,却无法完全掌控这些手段,陷入对自身行为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无法预测与控制的境地.风险社会的风险源于人的决策与行为,因此,如何有效管控人的行为,最大限度地规避与控制各种潜在风险,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社会调控最后手段的刑法也必须针对当前的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回应.现行刑法基于传统的以实害犯为主的立法模式,无法有效地规制各种风险行为.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能够将刑法的保护防线提前,从而达成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有利于对社会共同体的安全保障,是应对风险行为的有效处置手段.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 推进司法鉴定制度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做了如下修改：纠正了＂鉴定结论＂不准确的提法,还原了司法鉴定之本质;删除了＂人身伤害的重新鉴定或者精神病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的规定,理顺了司法鉴定体制;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确立了鉴定意见的传闻排除规则;增强了鉴定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保护;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使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有望实质化。这些修改是司法鉴定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鉴定人权利保障体系尚有待健全。     

论国有船舶的有限管辖豁免

国有船舶管辖豁免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发展历程。20世纪初以来,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国内立法、司法判例、国际条约等实践将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排除在管辖豁免的范围之外。但在对国有船舶豁免范围予以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明晰以下三个问题:用于商业目的的国有船舶应当依据船舶的用途来界定;国有企业对于所经营的国有船舶不得主张管辖豁免;国有企业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一国法院不得任意扣押与当事船舶无关的其他国有企业的船舶。     

“ 金蝉”不再“ 脱壳”——论营业转让中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营业转让中债务人通过“金蝉脱壳”之计逃废债务的现象频发,为了改变债权人所处的不利地位,需要从法理上澄清现行债务承担规则存在的迷乱,同时梳理国内外的相关制度,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全面建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一是完善债权人知情权的实现程序,建立债权保护的事前防范机制;二是夯实债务承担规则的法理基础,重构债权保护的事后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