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视频监控在虚拟侦查领域的应用

现代社会犯罪流动性增强，犯罪数量不断增加，引入虚拟侦查这种新模式对于侦查工作有重大的意义。在信息采集和使用等领域．视频监控系统对于虚拟侦查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可以开展犯罪嫌疑人特征比对、涉案车辆比对、犯罪嫌疑人监控与跟踪。目前，我国各地公安机关投入巨资推广使用视频监控系统，并取得巨大成效。展望未来，需要完善视频资源的共享机制，并将视频监控信息纳入派出所综合信息系统。     

约瑟夫·奈软实力说中的“吸引”与“追随”

倾心吸引而意在追随,这是约瑟夫.奈软实力说的最主要目的。文化中的＂吸引＂讲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境界,而政治层面的＂吸引＂则既有特定目标,也有明确的吸引对象。但吸引毕竟不是宣传,不是操纵,而是期望寻找双方的利益结合点,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同与追随,因而必然要对国家利益概念有所修正或拓宽。难的是叫人服膺而不是服软,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说,仍然是从全球霸主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奢望通过维护既有秩序而获得合法性与软实力,所以越来越显出工具性倾向。那么,吸引别人自愿追随,是由于精神力量的感召,还是＂巧实力＂的策略性运用,对这一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美国版文化软实力的生和死。     

影响现阶段民进党政治转型的因素分析

本文对2008年5月20日民进党重新沦为在野党以来发生的政治转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民进党的政治转型主要是指其为了重新赢得执政权所做的包括政治论述、政治实践等各种政治革新。从目前来看，民进党政治转型尚处于混沌阶段，受限于台独党纲、台独基本教义派、深绿选民结构以及五大直辖市长选举等诸多因素，现阶段民进党的政治转型让位于权力争夺就在所难免。     

以公法之债解读我国社会保险税的建立——以纳税人财产权保护为视角

社会保险税不仅是税种法的重要组成,更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环节,与一般的保险制度和税法制度都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以公法之债为视角,解读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税的性质,比较社会连带互助与国家责任理论的逻辑体系,从而推求社会保险中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的划分原则,也即个人与国家债权债务关系之界定。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保险资金制度的历史演变,反思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缺失。在比较社会保险筹资制度差异和若干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保险资金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少教民族地区的犯罪控制具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殊性和难度,这就要求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注意研究该刑事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适用的特殊问题,处理好国家统一的刑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对轻罪、重罪的不同犯罪,结合少数民族犯罪的特点和少数民族犯罪人的个别情况,做出同时具备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不同处遇措施.     

基于SSE理论的高校周边环境安全文化架构研究

从广义的安全文化观架构高校周边环境的安全文化体系,是师生和高校周边环境社会群体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维护和保障的有效途径。着眼于环境系统的整体范畴,运用安全系统工程理论原理和方法,对高校周边环境安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安全哲学、安全科学、安全行为与安全实现的四个支撑系统探索安全文化架构的认识论、方法论、危险识别和事故预防,提升人的安全需求,并注入人文内涵,才能实现高校周边环境的安全和发展。     

征地拆迁职务犯罪刍议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拆迁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高发领域。文章以征地拆迁职务犯罪的实例为视角,深入分析了当前征地拆迁中存在的骗取补偿款的＂四假＂行为和拆迁监管＂三缺＂现象,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的对策。     

坚守“七条底线”维护网络社会秩序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发挥好将是一个很好的监督平台，可也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发布虚假信息，迷惑群众，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近日，中国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七条底线”是维护网络安全的一条准绳。它既是一种网络约束，也是一种社会规则，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遵守。     

转轨时期政府职能的定位

在体制转轨时期 ,新旧体制同时发生作用 ,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使得经济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既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 ,也不同于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和新矛盾。此时 ,政府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来适应这种客观形势 ,在具体操作上 ,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试验。     

中德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中德两国的侦查制度各有特点中国侦查机关的单一系统有利于侦查部门的协作配合,侦查效率高,德国侦查机关的两个系统侦查权限不明,侦查效率低;德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有权强迫检察官起诉,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中国侦查程序规定被害人有权申诉,给予被害人的权利比德国小;德国侦查强制措施限制的范围广,注重的是使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面前都能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的强制措施只限于对公民人身权利的限制,注重的是运用措施收集证据;德国的非法证据限制排除原则,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中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未作规定,容易导致司法部门各行其是;德国的强制证人作证制度,有利于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国不能强制证人作证,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不利于侦查.比较中德侦查制度的异同,吸收、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