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论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

动产抵押权公示方式的选择对动产抵押权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占有公示方式、登记公示方式、各国动产抵押权立法实践、与善意取得制度协调等不同视角分别考察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的选择有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式的最佳选择是登记与占有公示方式的结合;占有的功能在于使抵押权在交易过程中呈现出可识别的特征,满足动产交易要求;登记的功能应当是确定抵押权是否具有对抗一般债务人与其他抵押权人的效力。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长效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治理色彩,福建省邵武市在推行这一模式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一肩挑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地方投票未能准确反映村民意愿、少数地方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一肩挑负责人未有效协调农村两委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新构建的机制整体上不够完善、诸多人员尚未适应一肩挑这一新的机制。建设一肩挑运行的长效机制的路径主要有:坚持基层民主推选,确保选举真实合法有效;拓宽人选渠道,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     

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系统科学思维

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提出,实现了从传统的简化论、还原论到系统科学思维方式的重要转变。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需要尊重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特性,不断强化系统科学思维:在理解其涌现性中实现整体协同发展效应;在重视其非线性中强化变革创新的动力学机制;在促进其突变性演进中实现创新引领型发展;在发挥其主体能动性中开发蕴藏的潜能;在把握其复杂性中实现有效控制,推动我国产业体系在持续的动态平衡中成功实现转型演进。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基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应当根据各地的实际发展状况,主动发展和创新地方人大主导立法的路径。只有客观认识当前地方人大立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具备的现实助力,才能理性探讨地方人大主导立法在何种限度内切实实现。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

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其范围与方式,完善程序设计,建立检法协同工作保障机制,使其发挥应有效用。     

专精特新企业学术型高管与企业持续创新——企业激励机制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双调节效应

在逆全球化情境下,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有助于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文章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学术型高管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学术型高管能够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完善的企业激励机制、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强化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作用;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大、学术型高管担任关键职位时,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家特质研究的情境机制,并对我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网络环境与国际民商新秩序的构建

网络环境带给人们快捷高效的同时 ,也带来了法律冲突问题。因特网的国际性决定了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协调与合作 ,而这种合作的价值定位应该是寻求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     

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与社会动力——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

我国法治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1982宪法在恢复和加强民主法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也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法治状况还有后退之忧。今后法治建设的目标应当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法治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党政内部改革派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与法治进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