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雇佣习惯法的渊源探析

法渊源的动因、进路和资源三要素具体到农业雇佣习惯法的渊源中转化为利益、博弈和契约。农业雇佣习惯法的创生和发展主要是雇主群体和雇工群体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智识性选择，此种智识性选择藉由雇主群体和雇工群体博弈而产出的农业雇佣契约的形式演化为农业雇佣习惯法。     

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的构建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数量快速增长，且再犯罪率很高，这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就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相关情况，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出一套涵盖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矫正资源、矫正工作人员及青少年社区矫正机构的整合模式，以期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使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地融入到主流社会中。     

全球反腐败法律成果及法律问题扫描

随着经济全球化 ,腐败对一国的投资环境、金融政策、贸易等不良影响更加明显。在以透明国际为首的国际反腐败力量推动下 ,国际反腐败在各个方面取得突破。但由于腐败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 ,法律的统一治理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应加强与国际反腐败力量的立法、司法合作 ,维护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     

构建和完善基层公安机关执法监督体系的思考

传统的执法监督方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使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思想观念、机制规范、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安行政执法质量和效率。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犯罪控制刍议

犯罪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国家机关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各种措施,发现、制止和打击犯罪,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危害的过程.犯罪控制的主体主要是负有犯罪控制职责与职能的国家犯罪防控职能部门;犯罪控制的客体是诱发犯罪的原因--即与犯罪有关的人、物、情景等因素;犯罪控制的基本手段从高到低依次包括政权、法律、纪律、宗教、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层次.为了实现犯罪控制的目标,必须设计具体的犯罪控制指标和制定明确而有力的奖惩性保障措施,将犯罪控制在正常度以内.     

东方社会主义的法律发展——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理论探索

本文指出 ,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法制建设的思考 ,经历了一个从以西欧社会为背景的研究到晚年关注东方社会法权关系转型变革的转变 ;列宁的历史性贡献之一 ,在于他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半亚细亚”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法律发展作出了艰辛的创造性探索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的法制实践结合起来 ,力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之路 ;邓小平探讨了人治到法治这一法律革命进程的内在规律性 ,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模式     

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日本与多边海上安全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日本积极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其核心内容是联合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和岛国开展海上共同执法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美国填补因政治等因素而无法直接军事介入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而导致的安全保障上的空白。对此,中国除应继续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新安全理念外,还应主动参与这一机制,以把握本地区海上秩序的走向,防止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机制朝着准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试论德国能源安全法律及启示

由于能源供应形势紧张,德国将能源安全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除《能源法案》确立能源供应安全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外,德国制定了多项专门的能源安全法律,以应对和防范能源供应体系的中断。德国还将能源安全与反垄断法、环境法等进行协调,在诸多法律价值目标之间达成适当考虑供应安全的平衡。我国应该借鉴德国能源安全的立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