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维度解读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现的核心价值.坚持以人为本,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同时也符合当今世界时代潮流和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要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人本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经济社会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谈中国传统民居的政治性特征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其传统母体文化中突出的政治性特征,这一特点,亦表现在传统民居之中。传统民居是一种等级居住,它的基本格局,包蕴着丰富的伦理政治内容,即便其建筑装饰,亦受制于王权主导的政治秩序要求,体现着鲜明的等级观念与政治意识。     

论撤回起诉的规范化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起诉便宜主义,从效力定位上来看,其仅能够引起而非决定公诉的失效和诉讼阶段的变更。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制度存在着适用条件规定不全面、程序不完善和对撤回起诉制约不力等问题。应完善撤回起诉的适用条件之规定,在对酌定不起诉和存在管辖错误案件扩大适用的同时,对为规避审限规定而撤回起诉等情形的适用予以限制,并在相关法律文书中具体说明撤诉的理由。规范撤回起诉的程序,对提请撤诉的时间、次数予以合理限制,并完善对被告人等的救济程序。加强对撤回起诉的监督制约,在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的同时,加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职能。     

论医疗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医疗事故罪，并为其配置“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法定刑。然而，在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法定刑配置结构逐渐暴露了其罪责刑不相协调的弊端，大大影响了刑罚效用的发挥，不利于惩治与预防医疗事故犯罪。为此，针对现行刑法中医疗事故罪法定刑配置的缺陷进行相应的修正已是刻不容缓。     

理想、现实与需要——刑事证据立法之我见

自上世纪末以来,证据立法特别是刑事证据立法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间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一些专家学者草拟了证据立法的建议稿,诸如由陈光中教授主编出版的<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汤维建教授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江伟教授主持出版的<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张保生教授主编出版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学者建议稿)>;二是围绕证据立法的模式、证据立法的内容、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的现状和进一步规范

关联交易是有利益关系的利益群体之间的活动,这种活动中的利益流向非常复杂.许多上市公司十分热衷于关联交易,从最近公布的一些年报和公告看,关联交易正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采用独立的法规来进一步规范关联披露是至关重要的.     

人民法庭地位与功能的重构

近十余年来,在法院现代化、正规化、规范化建设过程中,人民法庭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然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正逐步凸显出对人民法庭功能的需求,人民法庭自身的条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地位与功能,把适当增加人民法庭的设置,合理调整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充实人民法庭的审判力量,强化人民法庭的功能,作为我国基层法院当下发展与改革的重要内容和路径。这既可以从S省P县法院相关实践中部分得到证明,更可以从司法辖域的相对限缩、人民法院发展的主导思路以及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主要特性等三个维度得到理论阐释。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