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名牌与民族工业的发展

名牌产品意味着优良的商品品质、高尚的消费品位、良好的企业形象、深刻的企业文化、丰厚的物质回报,是民族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支柱。名牌的创立包括市场调研阶段、战略规划阶段、方案实施阶段。针对目前国内企业加入WTO后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可从如下方面着手创立名牌从而促进民族工业的壮大发展:狠抓产品质量管理;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加强对新产品的开发;加强对名牌商标的法律保护;以市场为中心形成规模经营;创立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民族品牌。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 ,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多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国家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权力社会化则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这要求人们不仅应具有权力的国家意识 ,还要有权力的社会意识和世界意识 ,人类要为建立实质的法治国家 ,促成民主的法治社会 ,最终实现“大同法治世界”而共同奋斗     

第三世界女性话语的解构与建构

伴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在世界大范围内的开展,女性地位得到了迅速提高,女性话语也越来越有力量,但作为女性群体中一个长期被边缘化、贫困化的群体——第三世界女性,她们的话语权力却仍在遭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本文旨在分析造成第三世界女性话语压抑的诸多因素的基础上,尝试探寻建构属于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体系的理论路径。     

商法理念下营业转让的法律规制

通过法律规制营业转让,应确立私法自治理念、效益至上理念,并以实现营运价值为目标。商法理念下营业转让的法律规制,应界定规制对象、确立认定标准。在商法理念下确立营业转让的一般规则,需要确立多样化的物的分类方法,完善效力认定规则体系,构建统一的财产移转规则,设定转让人的竞业禁止义务,建立完善的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比较与借鉴: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欧洲国家在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方面有着比较成熟的做法,为了保障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具体从如下三点着手:其一,将此特权的适用领域拓展至行政法领域。其二,对秘侦措施中的隐秘探话进行必要的限制。其三,对刑事扣押对象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此项特权,但与之相关的立法存在冲突,有关的配套制度付之阙如,严重影响了被追诉人此项特权的有效性,需要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做法予以完善。     

论我国民事地域管辖制度的完善——以《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展开

不同地方的法院在审判能力和审判效果上会有客观的差异,法律应当并且不得不在一定幅度内容忍这种差异的存在.人们应当结合案件的性质来考虑对这种差异的容忍度,这就是设置我国民事地域管辖制度时,作为支撑性的理念.按照这一理念,应当重新设置专属管辖制度,调整协议管辖制度,重新认识和表述一般地域管辖与特殊地域管辖制度.     

新形势下上海地区境外人员“实有人口”管理对策

近年来上海地区的境外人员人数持续增长。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应认真分析来沪境外人员管理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已经建立的境外人员“实有人口”管理工作机制，以实现对在沪境外人员的有效管理和优质服务，确保上海涉外领域的安全和稳定。     

社会转型中法官法治思维养成困境及路径探究

社会转型中,作为法律职业者之一的法官群体,如何去考量法治思维的因素倍加值得关注与重视,由于受限于现实司法体制、根植于传统司法文化、纠结于多种思维影响之间,法官法治思维的养成仍存诸多困境。立足于对所在区域法院展开一定实证调研和引入相关心理学、教育学知识的基础上,探索建构我国法官法治思维养成的路径既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又有深远的指引意义。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思维训练、改进教育培训乃是三种路径的基本设想。     

论社会主文初级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征、本质和基本架构——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

我国是在社会与国家高度同一的历史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与国家分化的历史时期，而“所有权、自由、平等”的社会机制和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正是这种分离所造就的，因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表征为社会与国家现实的分离。但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从所有权上消除了二者冲突和对立的社会根源——资本支配劳动，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也减轻了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分娩的痛苦”。同时，这个“从根本上消除”意味着社会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这样，社会与国家之间就会形成一种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和谐关系，它需要同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化的国家，以便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