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法体系化路径

法典化是立法者将现行私法规范以综合和科学的方法加以体系化重构,以实现法的现代性和体系性。民法典和知识产权单行法同源于启蒙现代性,知识产权对于主体性的价值不亚于其他私权。古典民法典与知识产权失之交臂有三个原因:古典民法典的首要任务是整理旧制度;专利发明和作品与人的主体人格紧密联系;专利权和版权的特许权烙印使其受到质疑。WTO时代的半数民法典包含知识产权篇章的原因是:民法典强调主体性的实现和保障;个人劳动和智力成果财富成为个人自由的物质保障;民法典需要构建多元、开放和便于实现的财产权利体系。我国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有三条可能路径:第一是将其从价值和规范两个层面全面融入民法典,次优路径是将其作为民事特别法融入民法典价值判断体系,知识产权专门法典的尝试面临一些挑战。     

建党百年红色文化的生成逻辑、内在意蕴与赓续发展

红色文化是熔铸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成长、壮大过程中的独特精神与文化样态。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激励中国人民在昂扬奋进中百炼成钢,在艰苦磨砺中玉汝于成,在勤俭修身中浴火涅槃,是因为其生成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与实践逻辑。红色文化有独特的内在意蕴:坚持真理、坚定理想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坐标;心系百姓、不负人民是红色文化的鲜明特质;爱国如家、赤心报国是红色文化的深沉积淀。新时代,要赓续发展红色文化,必须"唤醒"革命文物,感悟红色文化意蕴;深挖精神内涵,创新文化展现形式;依托数字技术,丰富红色文化体验;开展研学活动,打造红色教育阵地。     

危机恢复管理中的执行模式与政策依从——以公民议事为解决方案的案例研究

本文分析5.12大震后农房恢复重建的案例,考察了危机恢复管理中政策执行、政策依从问题与基层民主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认为,由于政府决策的专家型思维与村民社会价值观的尖锐冲突,政策执行模式的单向性与公民选择背景(context)的复杂性无法调和等,导致危机恢复政策执行的扭曲。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提升政策依从度,加速处于危机中的社会恢复,政府必须采取整合协商式政策执行模式,引导社会公众不断革新与完善治理机制,通过宣教提升政策执行者、协助者与客体的人力资本。研究同时发现突发危机这个外在动因催化了基层民主治理机制,但其长效性必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法制、机制建设的基础上。     

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治理之政府责任研究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问题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治理陷入困境,主要原因之一是环境治理的责任人无法明晰。现代政府应担负起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两方面的责任。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并没有解决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外部性问题,同时,因战略布局等因素,很多政府决策进一步拉大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受惠地区之间的差距,所以,政府应承担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治理之主要责任。同时,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财政能力相异,其在具体承担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责任时也应有所差异。     

中俄区域产业合作的经济学考量

本文从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出发，提出打造优势产业，使其发展成为经济的增长极，要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优势产业向集群式方向发展，以中俄区域优势产业集群间的互动合作为动力，提升优势产业间的关联度，延长产业链条，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点线结合、共同发展的“井”字型产业合作模式。本文同时从经济学的视角针对模式...     

按照构建国际水平现代化警察大学的目标全力推进云南警官学院迎评促建工作的再思考

学院迎评促建工作必须要有清晰的工作思路,还要处理好迎评与促建的关系,特别是以此为机会,全面加强学院的办学,推进学院向着构建国际化水平、现代警察大学办学目标前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典型案例分析——以J省D市司法实践为样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J省D市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结合案件情况和实践经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探索了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路径:运用多种方式联合证明取证合法,以庭前会议作为非法证据调查程序的制度支撑,并通过印证规则判断证据真伪及证明力大小.刑讯行为之界定需要结合“痛苦规则”进行个案分析,“刑讯”是因“逼供”是果,并非所有刑讯行为均会导致排除有罪供述的后果.     

论法的保守性

法的保守性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本文力图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说明什么是法的保守性以及为什么法具有保守性。文章还分析了中国当代部分法学家的法律观念中的保守倾向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