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的“特殊”与“一般”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复杂的宏观互动结构。如果我们将东亚现代化研究史上的"日本特殊论"和"亚洲停滞论"置于"传统—现代"的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亚洲停滞论",还是所谓日本"特殊论",实际上是以欧美现代社会为基准加以展开的,其理论系谱从属于西方,难以洞悉东亚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鉴此,我们应注意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的"压缩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变的共同历程,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与"一般"的复杂互动关系。     

在京部分专家学者谈“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及对我影响”

2011年2月8日,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及对我影响”研讨会,邀请在京部分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现将他们的主要观点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猪血凝性脑脊髓炎病毒SYBR Green Ⅰ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方法的建立

根据GenBank中的猪血凝性脑脊髓炎病毒(HEV)S蛋白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合成1对特异性引物,经PCR扩增S基因并构建含有该基因片段的重组质粒,将该重组质粒作为阳性标准品,建立了检测HEV的SYBR Green Ⅰ real-time PCR方法。结果显示,该方法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为0.994;敏感性高,检测下限为1.6×104 copies/μL;特异性强,与牛冠状病毒、伪狂犬病病毒和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不发生交叉反应;并且重复性好,组内、组间的变异系数均小于2%。应用该方法对采集的20份疑似HEV感染病料进行检测,其中16份为阳性,而用常规PCR检测同样的样品,仅8份为阳性。表明建立的SYBRGreen Ⅰ real-time PCR方法具有快速、特异、敏感、重复性好等优点,可用于临床上HEV的检测及定量分析。     

论类别股东制度的建立

类别股与类别股份的内涵基本相同,是指在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中,设置了两种以上不同种类、不同性质、不同权利义务关系、不同利益效果的股份。持有类别股或类别股份的股东称为类别股东。在我国,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分立导致了诸多弊端存在,而建立类别股东制度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既经济又有实效的方法。从法律层面来看,建立类别股东制度既有法律上保障也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权利的延伸与伦理的演进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本文从法学视角切入 ,以“权利”作为分析文本 ,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的理论分歧 ,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权利”的环境伦理定位。     

析对知识产权客体法律确认性的适度突破--变"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和法官确认"

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所以需要法律的特别确认,这是知识产权客体种类与物权客体种类认定的重要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显得有些滞后,难以满足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陷,应进行制度创新,即变单纯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为原则,法官确认为补充".所谓"法官确认"是指由法律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种类认定的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依据该标准和程序对涉及的争议客体是否为知识产权客体依法作出认定.笔者认为,应将信息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实用性、私有性和有益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认定的法定标准.     

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判断——色诱抢劫案中女性帮助犯的定性

一、基本案情2 0 0 4年 4月初 ,陈某、周某、张某 (女 )三人一起吃饭时 ,陈某提议由张某利用色相勾引一些年龄较大、有家有业的男人 ,先把这些男人带到事先租好的出租房里 ,然后由陈某和周某冲进房内 ,以事主勾引陈某媳妇为由 ,敲诈钱财。周某和张某对此均表示同意。 2 0 0 4年 4月 1 5日 2 1时许 ,张某将事主李某勾引至预先准备的出租房内 ,二人刚并排坐在床边 ,陈某、周某即闯进房内 ,先是假意训斥张某 ,并打张某一个耳光 ;而后陈某对李某说 :“她是我老婆 ,你看怎么办 ?”李某称自己什么都没干 ,并要求到派出所解决。陈某当即挥拳将李某…     

常见蔬菜、调料、空白脏器对硫靛反应化学检验氟乙酰胺干扰的实验研究

氟乙酰胺类鼠药(含氟乙酸,氟乙酸钠)是水溶性毒物,极性大,毒性也大.中毒死亡后在体内含量呈微.人及动物死亡后,难以用常见的TLC方法进行分析.几年来,经改进后的硫靛反应化学法,一直在各实验室办案中应用.该法对氟乙酰胺类鼠药中毒案件鉴定起了很大作用.但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及案件应用,笔者认为硫靛反应不是氟乙酰胺鼠药的专属性反应,有干扰,方法灵敏度低.仅靠该法出现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均不能对检材作肯定或否定结论,应配合其它方法或案情进行综合评价.     

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与归位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然而当前已经率先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却面临着户籍制度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整体排斥。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有效地增加制度供给，并为这一转变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促使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