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吸毒者对艾滋病风险的认知及行为状况研究——以江苏省调查为例

对于吸毒和艾滋病的防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确保中华民族的人口质量、避免由流行病的蔓延而危及人口安全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在保护青少年群体的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尤为重要.由于这一群体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因素常表现为性活跃群体,而且其中一些人对于诸如毒品的诱惑和避免各种高危行为的自制力相对薄弱,因而他们容易发生共用针具吸毒和无保护性行为等高危行为,从而加大了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本文基于对南京和无锡吸毒人群的艾滋病风险意识的调查,来反映青少年吸毒者群体在艾滋病相关知识、性规范和生活态度、对艾滋病风险的认识,以及与其他年龄组群体相比所存在的差异.基于对调查资料的分析,我们力图寻找对于吸毒青少年进行行为矫正以帮助他们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的有效途径.     

西方发达国家消防安全管理的实践及其启示

现代风险社会各种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公共安全问题愈益凸显,以致消防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迄今为止,西方发达国家几乎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实行了国家法律、法规一体化,消防专业、设备设施专业化以及群众紧急救治的一条龙服务化机制,它们在消防安全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无疑为我国完善消防安全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诸多启迪。     

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控制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因网络炒作诱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并呈现出突发性、互动性、扩散性、复杂性以及公众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广、管控难度大等特点。坚持快速反应、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三项原则,建立信息沟通、网络管理、应急联动三项机制,强化法制、技术、教育三项保障,是防范和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办法。     

论刑事证据资格之多重性

刑事证据的初级资格旨在为法律决定之事实基础提供一般合理性根据,高级资格旨在为法律决定之事实基础提供高度合理性根据,主观资格旨在保障证据材料在价值上的可接受性。由于我国理论及实践对上述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证据资格缺乏深入而清晰的认识,因而在刑事证据资格制度上存在初级资格要求不明确,高级资格没有严格区分始端资格与终端资格,主观资格偏离价值本位且取向较为单一等主要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刑事证据使用的不当,甚至酿成冤假错案。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刑事证据,我国的刑事证据资格制度应当明确初级资格要求,严格区分始端资格与终端资格,让主观资格回归其价值本位并且使之进一步合理化。     

运用艺术教育推动高职人文教育的发展

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是高职学院一贯的教育理念。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而艺术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人和提高人的素质,其实质符合人文精神教育。人文性已经成为艺术教育的坚实基础。本文运用人文与艺术教育关系的理论,旨在阐述艺术教育的作用及其对高职学院艺术教育活动的指导意义。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民主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层面的依法治理理念与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精神的联系日益紧密,举凡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建,都需要法治精神与统一战线之协商民主精神的统一。揭示二者的相通性,对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试析有组织犯罪的演变特征及存在形态

我国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虽经多次修订和司法解释，不仅仍难以消除理论上的纷争和执法上的不统一，而且客观上也难以发挥遏制有组织犯罪发展的功能。立法与司法的这种无为状态，表面上看只是立法规范的表述问题，实质上则是因这一刑事规范本身缺乏坚实的事实基础导致在立法观念与规范设计上出现重大缺陷。科学立法的基础在于把握力图调控的犯罪事实特征及其本土性的现实反映。唯有如此j才能确立科学的有组织犯罪观念，并不断地完善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制度。     

校园亚公共场所隐性委托行为背后的信任心理探究

本文对高校亚公共场所物品丢失和大学生隐性委托行为的现状开展了描述分析,并对大学生此种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发现,高校亚公共场所物品丢失或被盗现象严重；学生普遍存在隐性委托行为；人际信任度越高的学生,越可能在校园亚公共场所产生隐性委托行为.针对目前高校亚公共场所物品丢失或被盗案件频发的现状,学校有关部门应积极引导学生建立正确健康的人际信任心理,客观看待校园亚公共场所的安全隐患.     

死刑废除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国际司法的普遍情况来看,废除死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在废除死刑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和积极的尝试,死刑的废除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韩国的外交困境:一个概括性框架的解读

近年来,韩国外交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通过对60余年来韩国外交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政权存续为主要目标的安保外交时期,这种困境是不存在的;而进入冷战后的统一外交时期之后,韩国在包括对美外交与对朝外交、和平外交与统一外交、同盟外交与均衡外交等一系列问题的处理原则上在全社会(包括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还没有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从而使韩国的对外政策在近年来表现出随着政府的换届而不断摇摆、缺乏稳定性的特征,整体反映出韩国在处理朝韩关系及统一问题上的不自信。韩国只有在这些重大的外交原则问题上形成广泛而稳定的共识才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进一步推进统一外交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