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计划与依法稽征原则刍议

依法稽征原则是税收法律主义在税收执法方面的要求,分为依法征收原则和反滥用原则.税收计划是政府收入预算的基础,决定着预算支出的优化安排.尽管税收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政府税收收入的取得,但也对依法稽征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因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入手,分析依法稽征原则与税收计划的关系,并提出我国税收计划的改革建议就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刑事侦查讯问之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在侦查讯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对于变幻莫测的侦查讯问而言，博弈论却不是万能的。面对种种复杂突变的情形，侦查人员既要利用各种讯问技巧和信息优势成为博弈中的优势者，又不能对讯问和口供有着过高的依赖。尤其在遇到讯问瓶颈时，侦查员不能过于急躁而违法审讯，也不能因为障碍而过早放弃，证据是全方位的，只有从各个方向和角度进行突破并获得各种证据（尤其是物证）才是刑事侦查破案的至上良策。     

成都市公务员履职能力培训的调查分析

从2005年起，成都市对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公务员进行了履职能力培训。对已举办的4期培训及其后续情况的追踪分析表明，成都市强化公务员绩效考核和推行履职能力培训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结合具体分析，本文提出了加强我市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在第二届北京国际医药与化工知识产权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非常高兴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医药与化工知识产权高峰论坛.医药和化工领域是对知识产权制度依赖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制药工业界更是视专利保护为其生命线.正如我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形势下,来自政府、产业、中介等各个领域的人士共聚一堂,从不同层面深入探讨医药化工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这对促进知识产权领域的更好合作,提高医药化工领域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媒体2008北京奥运报道对中国媒体的启示——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为例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震撼.从开幕式开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就吸引了无数美国本土观众,乃至中国观众和学者的注意力.,<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以其一贯的深度报道和评论,独特而多样的视角,在奥运舞台上也做出了精彩的表演.本文力图通过对比分析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媒体NBC和我国央视(CCTV)对奥运开幕式的报道,分析<纽约时报>对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前后的报道及奥运期间的一些独家报道,以期得出一些对我国媒体有益的启发.     

论远期支票的效力

从形式层面与实质层面分析,习惯上所称之远期支票并不违背支票的见票即付性。就法律效力而言,远期支票应为有效票据,其票据权利义务应自实际出票之日产生,票载出票日前亦得背书转让。为适应经济发展,我国法律应对远期支票做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奥运会成功举办的标志

2008年的奥运会对中国来说无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成功的奥运既是中国硬实力的彰显,也是中国“软实力”的体现。在举国关注硬件建设的同时,似乎更有必要认识到成功奥运的软件基础。为此,《外交评论》根据吴建民院长的指示,特意采访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先生,邀请南开大学庞中英教授以及资深体育记者毕熙东先生撰文,就“何谓成功奥运的标准”发表高见。专家们共同表达了一个心愿:惟国人更加宽容、大度、文明,才能算得上一个成功的奥运,一个对世界、中国、北京来说都算成功的盛会。     

鸡肿瘤病快速鉴别诊断试剂盒的研制及其应用

建立了快速鉴别诊断鸡肿瘤病的PCR技术 ,研制鸡肿瘤病快速鉴别诊断试剂盒。应用该试剂盒在两年多时间里 ,对来源于广西养鸡业发达地区的 13 9个鸡群共 5 0 5只病、死鸡的 15 70份肿瘤及可疑肿瘤组织病料进行了检测 ,马立克氏病、网状内皮增生症和禽白血病的阳性率分别为 74.0 6%、11.49%和 6.73 % ,肿瘤病的混合发生率为 16.83 %。结果表明 ,应用PCR技术建立的鸡肿瘤病快速鉴别诊断试剂盒具有操作简便快捷、结果准确可靠、保存方便等特点 ,不仅适用于临床肿瘤病的鉴别诊断 ,而且对开展肿瘤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及兽医检疫具有重要意义     

回到《红楼梦》——“红学”归去来

“红学”研究 ,不能以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证和版本考辨为归宿 ,而应当回到《红楼梦》这部小说作品本身。“红学”中的一些难解问题 ,应当用文艺学的眼光来审视 ,否则便会越解越远 ,越解越乱。“红学”归去来 ,乃是回到研究对象的艺术天地 ,认识美 ,理解美 ,发现美 ,重新获得“提问”能力 ,推动这门“学问”继续向前发展     

制度变迁与官办非营利组织及其转型——以慈善超市现象为例

在当前社会福利社会化、市场化的制度转型环境下,官办非营利组织的产生是政府与民间非营利组织缺乏互信机制的表现,只有建立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信机制,才能有力推动制度转型,由此促成社会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