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紧急事件的不断增多亟待立法加以规范。通过对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立法的价值定位即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和发展价值的研究,从我国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出发,结合国外有关立法经验,提出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的立法构想。     

非洲民主化制约因素透视

非洲民主化进程受到非洲社会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商品经济不发达使非洲政治民主先天不足;部族政治的痼疾使部族因素与政党、政权和国家等政治因素缠绕在一起;军人干政的传统对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有不利影响;民主政治文化的缺失以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决定了构建民主政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深度依赖国际援助以及西方援助方冷战后将发展援助政治化使非洲民主化进程深受“外力推动”的影响。非洲民主化进程必须在逐渐克服这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健康发展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之比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几乎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各自的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历程。无论从发展经济学还是世界经济学的角度,都可以从这两个典型的大国模型的比较研究中,在发展战略理论和经济政策实践这两方面获得有益的启示。近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印度经济发展能否超过中国有不少讨论,本文根据中、印两国1980—2000年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制度安排的变化,来比较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的异同和得失,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印度经济发展能否超过中国的问题。     

乌头属植物生物碱高效液相色谱研究

目的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种乌头属植物生物碱的方法。方法XTerraTMRP185μm,(250mm×4.6mm)色谱柱;流动相为乙腈∶30mmol/L碳酸氢铵梯度洗脱;流速1.0ml/min;检测波长233nm。结果该方法可成功应用于5种乌头属植物12个样品中生物碱成分分析。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乌头属不同种植物中生物碱成分及含量差异显著,因此为确保该类中药材用药安全,提高临床疗效,必须建立严格的药材质量控制体系。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程序及其法制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得到飞速发展,表现在立法方面,就是立法质量得到逐步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着公众立法参与度的逐步提高,见证了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的逐步发展。入世则赋予了民主立法更丰富的内涵,公众参与立法无论作为民主理念抑或民主制度都值得我们加以更多关注。     

运用科学现代化管理手段 促进公证事业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息化建设正在全方位地渗透到各个领域,新的发展形势为公证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公证法》在2006年3月1日实施后,将为公证事业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加快公证事业发展步伐,实现计算机技术管理应用,提高办     

试论中美关系是洛克文化的建构

从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起起落落,特别是从冷战后至今,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看法以负面为主,其根源之一是基于垄断性意识形态诉求的美国话语霸权,实质则是中美之间诸多因素的建构.中美关系应被视为洛克文化的建构,目前所呈现出的某些霍布斯文化的特征并不占主导地位.中美应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开展竞争,以竞争对手而不是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来构建具有明显洛克文化特征的中美间安全文化.中美关系主要不是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而是共存共生共荣的洛克文化体系的建构.     

我国县乡财政风险的特殊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的财政风险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国的整体财政风险由各级政府财政风险综合构成,而县乡财政实际上已是我国财政层级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构成县乡财政特有的风险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等方面。     

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越人和濮人的关系

许多学者在探讨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时,都认为这个民族群体与中国古代的越人有关系,还有人认为与越人和濮人都有关系。我的看法是,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并不是直接源自中国古籍中提到的越人和濮人,只是与越人和濮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南岛语民族或广义的马来人这个群体中,体质特征较为古老的“原始马来人”形成较早,他们与濮人的祖先有密切的关系;而有着较高文化的、体质特征与壮侗语言诸民族相似的“续至马来人”则与古代越人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不能说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直接源自中国古籍中提到的越人和濮人。     

Municipal leadership and interest‐oriented mass participatio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reform plan in Shanghai 2

In the light of China's leadership transformation—from revolutionary to technocratic—in the reform er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new leadership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making of the Shanghai housing reform plan in 1991. After delineating housing problems and previous reforms in the mega‐c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he making of China's most comprehensive housing reform hereto, which inevitably invi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mong social group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ordinary urban residents who were in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s and the cadres who by and large benefited from old housing policies under China's planning system.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e ways of making the housing reform plan indicate that the current leadership is more responsive to ordinary people's interests and opinions than the Maoist leadership, even though both have much in common as the former inherites the l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