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发展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的科学学说。习近平扶贫论述是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经验和理论,创造性发展形成的科学体系。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要由单纯的“输血”向“造血”转化,扶贫要与扶智扶志相结合,要发扬持之以恒精神,集中力量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促进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积极实施产业扶贫。     

“宗教认同”的整合功能探索

认同问题在近几十年成为我国理论界的热点之一。在认识论的分类中,宗教认同既有客观化的身份意识,也有主观的归属、趋同问题。而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宗教认同更是一个整合问题,研究宗教认同可以从关注宗教的多元分化特色引出宗教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的整合能力问题。宗教作为身份的神圣化过程,通过客体化信靠仪式神话四种机制的运作,搭建起神圣与世俗的桥梁。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宗教认同与诸种认同异质,却又无法摆脱地重叠,成为社会整合的机制之一。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经济犯罪案件数据化侦查路径探析——以山西省为例

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化侦查模式已成为当代打击经济犯罪的趋势,可通过数据比对、数据碰撞、数据挖掘等数据研判技术,将数据转化为经济犯罪侦查情报和线索,继而落地进行数据缉捕和数据追赃工作.经过对数据的循环利用,实现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全领域、全链条的波次打击,将大幅度提升经侦部门执法效率、破案水平以及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能力.     

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障碍和路径分析

农民工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存在的困境以及社会上存在的主客观性问题是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障碍,而要使农民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拓宽多种渠道:一是农民工自身要提高素质,自主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二是各级政府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以利于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吸纳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与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社会管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如果把社会管理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我们就可以发现,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稳定、善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普世价值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而要建立这样的社会,政府在进行柔性德治的同时,提出有效的刚性规制,应该对社会领域进行有效的治理,应该对社会主流意识加以引导,对文化市场要加强监督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关键取决于政府公共治理的和谐,而公共治理的和谐最终取决于制度安排的和谐.在社会管理的范围内,政府应该完善合理的利益协调和保障机制,重构利益的表达机制,建立新型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预警机制,还要构筑协作性的公共治理网络.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制度

随着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全面自动化。这个正在生成的社会现实意味着经典劳动价值论“一切价值均来自人类劳动”的命题必须被重新思考。笔者以为,弱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介于人与物之间的特殊劳动者。这样才能解释弱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弱人工智能视为物或工具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其建构方向是资本原则与弱人工智能结合的永续生产模式。因此,只有强调并确立弱人工智能的劳动者地位,才能有效破除资本原则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控制,将弱人工智能强大的生产能力服务于人类自由发展的目的。     

我国劳动派遣现状及法律规制

劳动派遣为近年在我国发展迅猛的一种非正规就业模式,其优点在于解决用人单位灵活用工问题,缺点在于发展过快、定位模糊以致损害了派遣劳工的合法权益。应通过重新构建我国劳动合同相关法律制度、适当降低劳动标准、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单独立法规范等手段,合理定位劳动派遣在我国劳动用工制度中的地位,保护派遣劳工合法权益。     

论国有控股企业激励监控机制及其改进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结于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包装式的股份制改革不可能解决存在于公司治理结构间的根本问题。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并完善激励监控机制。由于公司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制约,造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公司治理中存在不少问题,要结合国有企业实际,完善股份制企业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