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能力:一个不可忽视的辩角

证据转化为定案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证据能力 (或曰证明能力 ) ,二是证明力。在刑事辩护业务中 ,律师之辩护意见往往拘泥于案件的定性是否正确 ,证据数量是否充足 ,证据内容是否真实 ,证据内容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关联等 ,即证据的证明力。极少有律师会注意到证据的来源、取得方式、表现形式等是否合法 ,即证据的证明能力。诉讼实践中 ,辩护人正可从证据形式瑕疵这一证据能力问题入手 ,找到控方控诉犯罪证据链的断裂点 ,从而取得辩护的成功。     

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颅脑外伤与脑梗塞(附17例分析)

在法医检案工作中,一部分病人的头颅、面部等损伤后发展为脑血管闭塞、脑梗塞的情况。但由于引起脑梗塞的病因较多,因此,在损伤评定时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对近5年来门诊鉴定资料经证实17例脑外伤后脑梗塞病例进行分析,探讨颅脑外伤与梗塞的关系。临床资料(一)一般资料我所自1993年至1998年经ＣＴ证实的17例脑梗塞患者全部为男性。年龄21～74岁,50岁以上者13例(占764%)。既往有高血压病史者5例,冠心病史3例。其中死亡3例(占176%)。(二)受伤方式车祸伤6例,殴击伤11例。(三)临床表现意识情况Ｇｌａｓｇｏｗ计分法分类:ＧＣＳ<8分者5例(294%),Ｇ…     

犯罪现场新概念

犯罪现场的概念伴随犯罪的产生而产生,也伴随着犯罪的变化而变化,现实斗争呼唤对犯罪现场概念的进一步认识。比较国内外的探索轨迹不难看出,传统的犯罪现场概念背离了科学定义规范,使其外延既有扩大的一面,又有缩小的成分。科学而切合现实的概念应当这样表述犯罪现场是指发生和存在犯罪行为的地点和场所。     

分析折中主义视角与冷战后东北亚安全研究

在冷战后的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大多数学者热衷于应用三种代表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行研究。而美国学者西尔和卡赞斯坦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这一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并将其应用于东北亚安全分析。     

安全观与东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对基于物质条件与能力的解释的补充,从观念的影响出发可以为理解东盟气候变化安全认知与应对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地理暴露度与社会经济脆弱性,东盟面临着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东盟如何认知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安全威胁,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综合安全观的框定作用。在综合安全现的影响下,东盟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将气候变化安全诠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多领域综合性应对措施以及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目前,东盟的主导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但随着人的安全思想影响的增强,东盟气候变化认知与应对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情境模拟在公安民警媒体素养教学中的运用

随着互联网以及微媒体的发展,媒体素养已成为公安民警必备素质之一。在公安民警媒体素养教学中,以警务工作现场警媒关系管理、危机事件舆情引导、公安网络宣传及新闻发布会为主要形式的情境模拟训练,具有参与性、针对性、实效性强的优势。公安民警媒体素养情境模拟训练的成效,取决于培训基本场景和角色设计、培训互动以及培训实施过程的安排是否合理。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的现状、困境及反思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一极,不仅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开拓了与重罪不同的速决式诉讼机制,还以非刑罚化、刑罚社会化为基本导向,通过多元刑罚处遇实现特别预防和行为规训,修正了传统的刑事处罚模式。轻罪制度在缓解轻罪数量过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供需矛盾的同时,也因入罪门槛过低、程序任意性过度,以及罪刑不均而酿生刑法治理危机,其制度设计和缺陷可以给我国提供启示。轻罪化的刑事立法和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司法已然成为我国目前刑事法治的重要面向,加快轻罪立法步伐、创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正成为犯罪治理的关键策略,应进行全面的配套制度跟进,实现犯罪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