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深思与道德的拷问——以社会公案对法律思维与方法的挑战为进路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规范性命令,过度曝光的案件成为公案后,掺杂了大量的道德评价,影响了法律运作过程的独立性。解决道德无限扩大的影响法律运作的立法、司法等环节,要从立法方法的改变、法律思维的坚守、法律体制外寻求解决方法这三个途径进行。     

从“喧嚣”到理性——网络反腐的制度定位与法律体系构建

近年来,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公民新型的监督方式与反腐手段,对推进反腐败事业与落实公民民主参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对网络反腐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公权力的跟进,其法定依据仅为从支配、管理角度出发的政府临时性文件。网络反腐要在真正发挥反腐实效的同时,又兼顾社会公众的其他合法权益,就必须以相对独立的制度定位,在我国当前反腐败制度体系下,进行理性的制度设计,并与权力反腐相互促进,共同走制度反腐的法治化发展道路。     

现代培训理念下的基层干部培训需求分析——来自C市的调研报告

党校作为干部培训的主阵地、主渠道,必须担负起培养具有现代治理能力的领导干部的重大使命。要提高基层党校干部培训的质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统筹性,必须从转变培训理念这一根本性问题入手,实现从传统培训理念向现代培训理念的转变。培训需求分析作为现代培训的首要环节和必经环节,对党校开展干训工作意义重大。     

新时期统一战线功能探析

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体制逐渐转型、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不断变动,统一战线的任务、性质、对象和范围都发生了变化。为继续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法宝”作用,统一战线的功能也需不断调整、与之契合。面对新形势,统一战线要立足当代功能,转变工作理念、明确工作重点、改进工作方法,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对著名商标制度的质疑及其再思考——兼论法治实践对法学研究的创新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著名商标制度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立。20余年来,著名商标制度在推进地方经济和促进商标战略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法学界对著名商标的法律地位、认定和保护模式等问题一直存在质疑。2011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商标法征求意见稿》似乎为著名商标制度提供了一个“正名”的机会。但是,仍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著名商标制度的一些问题进行厘清和修正。关于著名商标制度的探讨也为我国法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弘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时强调,要充分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作为工作于青藏铁路的领导干部更应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精神为遵循,强化政治担当,谋划融入保障工作,不断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     

以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日益猖獗,以传统的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面临诸多困境,诈骗罪要求的欺骗行为、数额结果、被害人处分意识等要件受到冲击和挑战。增设电信网络诈骗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电信网络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和信息安全,其中信息安全是主要客体,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考虑到电信网络诈骗罪的特殊性,合理配置主刑和附加刑,并充分发挥保安处分性质措施的作用,满足打击和预防犯罪的需要。     

罪刑法定原则之程序法意义探析

关于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之法的界定,理论上有实体专属和包含程序的两种争议。立足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的宏观机能,程序法定、程序权利是其机能实现的基本路径和重要内容;立足于该原则作为定罪处刑依据的微观作用,无论是事实根据还是法律层面,刑事程序法都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必然涵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积极层面的罪刑法定原则并不意味所有刑事实体法规定是犯罪行为的都应当定罪处刑,刑事程序法恰恰具有出罪功能,刑事不诉、刑事和解具备刑事实体法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法国“机关”犯罪立法述评及其启示

法国“机关”犯罪理论研究和立法规定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在司法实践获得成功。法国新刑法典将“机关”犯罪的犯罪主体限定为“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联合团体”,将入罪条件确定为“在进行‘可签订公共服务委托协议’的活动中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立法安排不仅绕开了“国家主权原则”的难题,对于减少司法适用的不确定性也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然而,我国“机关”犯罪立法之初就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机关”犯罪立法和实践的矛盾日显突出。因此,对法国“机关”犯罪立法经验加以总结和借鉴,对于完善我国“机关”犯罪立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