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关系新探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是对立统一规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关于它们的关系界定,由于受列宁的影响,认为“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在这一观点的支配下,人们对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对矛盾解决的多种方式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有简单化的倾向。其实,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不能等同于相对和绝对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静止和运动的关系。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革命导师之所以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我们今天要全面分析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科学界定它们的作用,根据实际提出解决矛盾的不同方法。     

伦理化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道路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作为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支持,越来越成为推动西方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生态迥然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时候,应该批判地借鉴与超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道路——伦理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随着法制观念的深入人心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备受各方关注,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平等的诉讼地位,也应当享有相同的诉讼权利。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并缺乏保障。应从立法上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建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机制,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     

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现状调查

公务员应当是道德的先行者,其德行操守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调查分析了我国公务员道德建设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建议包括:创新道德知识开发方法,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将平衡记分卡引入道德评价体系等。     

对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观点的评析

近年来,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应当加强对实施主体、实施对象以及怎样实施等相关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公共政策创新的因素分析——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

随着施政的生态环境加速变迁,政府必须以创新公共政策的方式予以应对。但政府创新公共政策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已有的文献不仅局限于美国的政策生态,而且以计量方式考察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忽视了其中大量难以计量以及需要整合考察的因素。在一个融合条件(资源和要素、政治架构、现有制度和政策及社会文化)和机制(学习机制、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的综合模型指导下,以分析性叙事的方法,具体考察上海市创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内在因素。分析案例表明,尽管上海在条件和机制上都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融合各种条件和机制才能解释创新的出现及其有效运行。     

侦查监督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相比较,在侦查监督主体、侦查监督的权源、侦查监督范围等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仍然相当粗疏,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建立刑事案件报案制度、将提前介入制度化、建立检察引导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综述

从1999年开始,遭受苏东剧变严重冲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联合形式,即一年一度召开的当代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经过20多年的发展,该会议在召开时间、地点、议题、主办方和参加党派、常设机构、运行原则等方面确立起了基本固定的架构,并逐渐成长为一个非组织化、非中心化的共产主义多边交流平台。研究该会议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功能定位对于探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