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行政规制的新对策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历史进程,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将危机带至人们面前.美国次贷危机至今,全球经济仍在波动中缓步前行.这场来势汹涌的经济危机告诉人们,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金融结构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化的国际金融市场面前显得准备不足.本文旨在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行政规制的新对策,使之在防范泡沫性风险的同时能够有助于一国金融体系的持续稳健发展.     

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法哲学基础

当下人工智能主体学说面临诸多问题,需从法哲学视角予以审视。就人工智能本体而言,其行为具有自主性,不宜纯粹以客体相待;从他者期望视角观察,人工智能拥有道德责任能力,系道德主体。法律主体理论经历了由自然人有限人格到全面人格,再到自然人、法人综合人格的演化过程,呈现客观化趋势,不唯理性、意志等主观要素论,其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提供了栖居空间。在目的论意义上,人工智能能够推动积极向善,助力美好生活,实现显著的经济社会价值,作为法律主体具有合目的性。在当代,传统主体哲学转向,人的哲学危机引发新思考,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客体范式发生变化,客体主体化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实践显现一种哲学可能性,即主体不限于人,从而强化了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可能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背景下的广西与越南旅游发展机遇与展望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广西与越南的旅游合作关系日益紧密,双方在旅游目的地开发、旅游人才培养、旅游企业培育及体制平台完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关联和合作。本文通过分析广西与越南在开展旅游合作中存在的优势和问题的基础上,对双方旅游业发展的机遇和趋势做出评判。     

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

中国近年来并未因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在对外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反而在国际政治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成为了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愈加尖锐的矛盾。这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尚未充分利用,没有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和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受阻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因此,只有明确国家利益,综合运用大战略和策略,加强内部协调和对外战略机制建设,经济实力才可能得以有效运用和发挥。     

新型现代农业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

在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目标。该文在分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现代农业的发展空间、城市无地可种和农村腹地边缘化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农田驻城发展都市休闲农业区,发展国营农场壮大现代农业区,村办农场同家庭承包有机结合复兴传统农业区,营造城乡三元结构有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接近正义”中的诉权保障

在诉讼程序的改革中,应对公民的诉权予以充分关注,排除诉权行使过程中的法律和事实障碍,建立和完善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把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纳入法制化的理性轨道,使诉权保障成为司法"接近正义"的路径,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     

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东盟国家安全合作的目的是借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以镇压内乱和加强边境联防,共同抵御边界和海上的各种威胁。东盟成员间的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建立信任措施、南中国海争端、地区低烈度威胁及军事和防务等领域开展。东盟的安全合作是积极防御性质的合作,它将有利于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论执行和解协议之执行力

执行和解协议是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变更原执行依据内容的协议,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执行性,并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因此,执行和解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赋予和解协议以执行力既是维护诚信、和谐的法治社会的需要,又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具有重大实践意义.     

论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应建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并可以引进巨灾风险证券化等制度 ,以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对于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应作为商业保险看待 ,对于持续性环境侵权的责任保险应作为政策性保险看待。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应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即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侵权行为 ,待条件成熟时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侵权行为。针对环境侵权的危险性、突发性、持续性等因素 ,应采取强制投保和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在给予受害人赔偿时 ,应实行责任限额制。     

行政诉讼中简易程序的设立

行政诉讼案件的不断增长与行政诉讼司法资源的短缺客观上要求行政诉讼应增设简易程序。我国设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效率与公正是现代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简易程序的设立不会影响到行政诉讼的司法公正。简易程序适用的决定权应由人民法院行使,其适用范围应根据处罚轻重和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大小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