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附红细胞体的分离鉴定及其对猪的人工感染试验

采用2对附红细胞体种特异性引物,对上海地区2个屠宰场采集的736份猪血液基因组DNA进行PCR检测,将小附红细胞体特异性引物扩增产物克隆到pMD18-T载体,进行序列测定和生物信息学分析。将小附红细胞体阳性血液分离物肌肉注射给5头切除脾的断奶广西巴马小型猪仔猪,感染后定期采血,进行显微镜检,并提取基因组DNA进行PCR检测。另设3头猪作为不感染对照组,进行相同的检测。结果显示,共有101份样品检测出附红细胞体阳性,阳性率为13.72%,其中54份为小附红细胞体单独感染,占7.34%。5头巴马小型猪在接种小附红细胞体后第13~16天起,至第34天试验结束,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血液显微镜检和PCR检测均发现存在小附红细胞体感染;其序列测定显示,16SrRNA基因的部分序列与接种的小附红细胞体的相应序列完全一致。上述结果表明,本研究成功筛选出小附红细胞体阳性血液,并成功实现了小附红细胞体对巴马小型猪的人工感染试验。     

侵犯财产罪客体之反思

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德国有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的争论;日本有本权说、占有说与以平稳占有说为代表的中间之间的对立;我国有所有权说,占有说,基于所有权的修正说和基于占有说的修正说的争鸣。通过对各种学说的反思,从财产占有的不同状态探究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应该是所有权及与所有权有抗辩关系的占有。     

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时序分析及模拟预警——运用社会指标理论和方法施行前馈控制可能性探索

根据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的要求,我们尝试建立了一套对社会和谐稳定进行监测评估的预警指标体系。根据这一指标体系,采集了1985-2002年的有关数据,对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以此来印证我们曾经经历的社会过程和本指标体系的实证效果,以期能够为各级政府提供一种预警工具,从而增强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前馈控制能力。     

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价值生成探论

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观内涵中的以人为本是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生成的核心取向;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的出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分配要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是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价值生成动因;构建民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建立公平的公共政策体系是公共政策以人为本价值生成的路径依赖。     

民族文化与人化:反思风险的新维度

在全球化将整个世界构建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整体的条件下,任何局部的灾难都将产生出危及全局的风险,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对风险的认知都有着不同的维度,而且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根据风险对人进行的认知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社会要能够科学应对当前国内的风险,就应当立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从文化的视角对风险加以科学的反思和深刻的认知。     

慢性乙醇中毒脑β-淀粉样前体蛋白与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的关系

目的观察大鼠慢性乙醇中毒下脑组织轻微伤后β-淀粉样前体蛋白(β-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β-APP)的表达,探讨乙醇中毒与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traumatic subarachnoid haemorrhage,TSAH)死亡的相关性。方法雄性SD大鼠60只,随机分为灌水组、灌水打击组、灌酒组、灌酒打击组。灌酒组以食用酒连续灌胃4周,打击组予脑震荡打击,各组大鼠脑组织行HE、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组织病理图像系统量化分析检测结果。结果灌水组脑无异常;灌水打击组全脑神经元轻度水样变性;灌酒组脑表面可见血管纹理,神经纤维排列稍疏松、间隙增大;灌酒打击组脑表面弥漫性淤血,脑干周围多见厚层斑片状TSAH,轴索不规则断裂。灌酒组额叶、海马、小脑、脑干β-APP IOD值高于灌水打击组及灌酒打击组。结论慢性乙醇中毒脑组织的耐受性明显下降,轻微损伤情况下即可引起致死性TSAH和神经病理学变化。     

他们为什么呼吁人道主义——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潮简析

19世纪至20世纪初,人道主义成为俄国精英文化的主旋律,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是:东正教教义对俄罗斯文化精英们的长期心灵洗刷;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长期存在的村社文化对他们的精神影响;同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体验与批判也深化了他们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想。     

民事抗诉制度的完善

民事抗诉制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具体行使检察权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国特有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的民事抗诉制度应从检察权的特征和再审程序的基本特性两方面予以定位和完善。     

人性丑恶张显中被抛弃的艺术良知

艺术良知担当着艺术的精神，艺术精神体现出艺术良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引领下的市场文学，大多是没有任何精神内涵和精神原型支柱的世俗文学，作家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投身子世俗经济的大潮，以金钱的标准来取代文学的精神标准，制作着大量的迎合大众口味的文字。这便是金钱崇拜和肉欲崇拜的人性丑恶的张显。文学在失去精神内涵的同时是作家对艺术良知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