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应用研究述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学在乡村建设模式、边政建设、生育制度建设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应用研究,许多学者对此给予关注,并撰文进行研究。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某一个侧面进行详细论述,一种是作过于简单的概述,因而都不能让读者对那段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本文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对这一阶段民族学的应用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研究的不足。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自由创设,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协议自由.地役权的客体范围广泛,权利内容也不确定,为当事人灵活协议、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对物权法定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随着物之利用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地役权的优越性已日益体现.     

民事诉讼构造的美学分析

民事诉讼构造理论--作为民事诉讼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反映了民事诉讼中原告、被告、审判方的不同地位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整个民事诉讼的基本运行态势.以美学为研究角度,更深入地探讨民事诉讼构造理论,发挥美学对法学的解释力.     

学习贯彻中央新颁发的《意见》精神,促进南宁市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本文结合南宁市多党合作事业的实际阐述了自己对中央新文件精神的认识并提出了贯彻思路。     

"堰塞湖"型社区治安管理模式探析 ——以北京市崔各庄东辛店村为例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新型城镇化纵深推进大背景下,对流动人口住处的疏解整治成为解决"大城市病"的必要手段,但实践中拆迁整治引发了"堰塞湖效应","堰塞湖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流入地社区演变成"堰塞湖"型社区。对此类社区的治安管理应革新以往防范式治安管理模式,有针对性地构建社区治安问题"审视→分析→反应→评估"的治安管理模式,根据"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困境,形成一套从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严谨、运行有序的治安管理体系。具体可从树立"善治"和"共治"治安管理理念、促进流动人口社区融合和社区治安资源整合等方面入手解决"堰塞湖"型社区治安问题,以维护社区安全稳定。     

全球生产网络化与珠三角加工贸易专业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都具有一种全球化战略的特征,全球生产网络化对珠江三角洲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和效用体现在影响加工贸易产业的合作链条、技术和知识获取和人力资本积累上,未来珠三角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目标在于价值链攀升、知识化和体系化,在现有条件下应转变加工贸易产业发展观念、加强本地产业配套和创建学习型加工贸易企业以及加强外资政策与加工贸易产业政策的交互作用。     

博弈视角下农地流转与农民利益保障机制探析

农地流转制度在巩固存量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利益,各个利益主体为分配新增利益势必会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角逐.运用博弈论系统分析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透视现实制度实行中其他利益主体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在策略选择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着力构建三位一体利益保障机制,矫正农地流转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失衡状态,促使农民的存量利益能够得到对价支付,确保农民能够公平参与增量利益的分配.     

公共服务财权配置的问题分析与改革策略

公共服务的财权配置应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来确定,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适当安排政府间关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收支,使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分税制确立了各级政府财权划分的基本格局,实践中政府间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尽合理.税权高度集中,财权层层上移,转移支付失当,基层政府财力趋微,导致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公共服务的事权配置是财权配置的基础,而财权配置又是事权履行的保证.改革政府间的财权配置应该合理划分政府间税收权限,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同时,扩大公共服务机构融资渠道,化解基层政府的财政风险,建立协调发展基金.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兼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本质

近年来,国内外某些人鼓吹和宣扬的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当今世界实行西化、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是高度重视和发展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     

习俗型信任对公民法治意识成长之影响探析——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存在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发生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在习俗型信任的基础上产生了非理性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可能是有益于社会或群体生活和交往秩序的,也可能是有害于社会的。从历史发展的层面看,民主和法治相伴而生,而习俗型信任是否也会对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连的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产生影响呢？本研究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通过交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对习俗型信任与公民法治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并探讨如何逐步促进合作型信任的形成进而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