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牛蜱幼蜱cDNA表达文库的构建

为了研究微小牛蜱功能性抗原基因,从微小牛蜱(Boophilus microplus)幼蜱中提取总RNA并分离纯化mRNA。采用Oligo(dT)引物合成双链cDNA,在其两端加EcoRⅠ、HindⅢ定向接头,用Mini Column Fractionation凝胶过滤柱纯化后定向克隆到λSCREEN载体。经体外包装,成功构建了我国微小牛蜱幼蜱cDNA表达文库,铺板测定原始库容量为4.5×105PFU,扩增后的滴度为7.2×1010PFU/mL。     

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论纲

警察作证制度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实体价值在于发现实体真实,实现实体公正、正义和公平;其程序价值在于维护被告人的质证权,提高诉讼效率,防止非法取证.然而,我国目前并未形成完善的刑事警察作证制度.本文拟从刑事诉讼价值的角度来论述警察作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我国刑事警察作证制度的拟制方案.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本土化问题初探

ADR制度作为调解社会矛盾这一公共事务的重要工具,以多元组织参与社会矛盾调解为特征,充分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共同有效治理社会的内涵,也反映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实质。这一制度在多元化社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也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的互动,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证人保护制度刍议--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再思考

证人出庭作证关系列实体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也关系列我国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意义重大,但目前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却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因此,制定完善的证人保护措施、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的工作已迫在眉睫.要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就必须为证人的人身、财产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同时从经济上予以适当的补偿.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的主体路径

法律控制行政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但现有研究成果往往局限于关注如何监督,忽略了应当监督谁、应当由谁来监督这些重要问题。基于我国行政权的特性及我国的现有国情,所有实际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都应当是法律规制的对象,即国家、执政党、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和公务法人;同时,现有监督主体如权力机关、特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要遵循权责一致原则切实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社会监督主体亦应创造性地发挥监督作用。     

试论社区图书馆建设

社区图书馆是根据现代都市人居聚形式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图书馆形式。新时期我国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将在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培育社区文化,营造社区文明,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环卫服务外包中的正式契约、关系契约与外包效果——以深圳市为例

从环卫服务外包实践和已有研究成果出发,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环卫服务外包中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对外包效果影响的概念模型,并在模型中考虑了政府合同管理能力这一重要变量;接着对深圳市环卫服务外包相关部门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正式契约与关系契约都对外包效果产生正向影响,而正式契约对外包效果的影响小于关系契约对外包效果的影响,可见,在环卫服务外包中,关系契约是正式契约重要的补充者;正式契约的严密性与外包效果呈负相关关系,与研究假设相反,表明在我国现行背景下,过于严密的合同不利于保证外包效果;关系契约对外包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且关系契约中信任和伙伴性对保证外包效果至关重要,表明政府会选择其信任的且与其有过合作经历的服务商进行合作;同时,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在环卫服务外包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直接过渡"与基诺族的文化变迁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 "直接过渡"是他者文化主导下有计划整体性的文化突变.由于文化变迁连续性的中断,原有"生存方式"的解体或坍塌,人们所熟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被迫改变,传统文化的消失不可避免.文化突变意味着文化冲突的极其强烈,种种现实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文化冲突的不对称性导致了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认同和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集体失忆"乃至"选择性排除".民族文化的新生根本在于文化自觉.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