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案例分析

审判实践中,我国各海事法院、一审和二审法院就海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何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对比分析我国不同法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操作原则,提出将"受诉法院所在地"理解为实际审判法院或法庭所在地,根据赔偿权利人的诉求让赔偿权利人对其主张负"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举证责任,以期对这一问题在全国法院得到适用上的统一有所帮助。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以复旦大学为例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冲击,我们通过对复旦大学部分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走访调研,发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状况主流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课题试图通过对影响复旦大学学生理想信念的多元文化梳理来找出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更有效的方式方法。     

缅甸民盟政府执政周年来经济发展成效及中国与缅甸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阐述缅甸民盟政府执政周年来采取的主要经济措施、成效评估以及中国与缅甸经济合作成效及未来发展趋势。民盟执政周年来,采取的经济措施有限,经济仍然萎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仍然较差;基础设施未有大的改善;行政效率、管理效率低下;引进外资额下降。一年来,中缅贸易合作呈放缓趋势;投资合作重回快速发展态势;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农业合作不断深化。未来,中缅经济合作将呈现贸易与投资增长迅速,逐步构造双赢合作模式;边境经济合作将实现大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重点领域将日益明确等趋势。     

精准扶贫视域下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与扶贫对策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山区、边境地区于一体,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具有典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成效直接影响着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进程。文章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概念,从空间分布、行政区划、片区类型、贫困程度等维度阐述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基本情况,并基于地理区位、经济辐射、政策扶持、产业基础等视角揭示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成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看似无真却是真——小说《新安家族》中的胡东阳人物形象塑造

小说《新安家族》塑造了胡东阳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他充满仙风道骨，他对事态的发展有着某种直觉，这个人物形象也是作者对理想人物形象的寄托。     

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中的政府角色分析——基于三批16个知识产权质押制度试点的考察

该文按政府参与度的差异,将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质押模式分为纯市场化模式、政府信用介入模式以及政府为主的关系性贷款模式;继而分别分析了银行、贷款企业以及中介机构是知识产权质押制度的主要参与者时,在试点中政府兼具指导者、推动者、参与者的三重角色;最后指出,该制度的后续实施中,政府应从推动者、参与者角色逐步向监管者与服务者角色转变。     

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预警与调适——基于L市213份样本的调查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利益格局的调整容易引发社会心态的失衡与畸变,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因而,在充分把握当前社会心态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迫切需要通过发展民生,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重视社会主导价值观建设,完善心态预警监测机制等举措改善社会心态环境,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     

侦查目的的社会学考察——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为框架

侦查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的研究不应仅从刑事诉讼的狭隘的视角进行考察,而且还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界定。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为框架界定侦查目的,对侦查构造、刑事诉讼构造的改革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行政许可法实施中的困境

尽管社会各界对《行政许可法》的制定与颁布曾经反响空前、赞誉颇多,但是,该部法律实施1年多来的实践说明,由于观念和体制惯性的影响、实施前清理的不彻底、立法技术本身的不足,以及监督与其他配套制度的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其实施的实际效果与人们的事前期待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