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履行政府责任 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纪要

法律援助,是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作为政府的责任,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文章记录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十余年的探索之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仲裁机制研究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在2005年生效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的基础上,<投资协议>第13条和第14条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独具特色的仲裁制度.从提请仲裁的主体、仲裁的适用范围、程序等方面会面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仲裁机制,在对该仲裁机制现有缺陷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建议.     

评瑞士商事仲裁协议效力扩张之实践——兼论对我国的启发

由于商事交往的发展以及仲裁本身的独特优点,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支持仲裁更多、更广泛地应用。但是由于国际及国内商事交易中,主体、客体以及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法院和仲裁机构都面临着更多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关于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问题。瑞士对于此问题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我国可以借鉴瑞士的经验,循序渐进地在立法上引入仲裁第三人制度,并且通过司法实践加以完善,以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转型社会中防范公共权力异化问题思考

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一些政府部门存在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公共权力异化的一大表现就是公共权力的滥用和私用,进而滋生腐败,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些问题,应从法制层面、制度层面、伦理层面以及文化层面,探讨公共权力的合理规制和有效运用,进而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促使政府部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新三嗪化合物纳川珠利的小鼠亚急性毒性试验

为评价新三嗪类抗球虫药物纳川珠利的安全性,选用100只昆明小鼠,连续30d分别灌服4.8、19.2、76.8mg/kg的药物,以纯水和空白溶剂为对照,通过临床观察、血液学分析、血液生化检测、脏器系数和病理学检查,系统地评估了该化合物对小鼠的亚急性毒性作用。结果显示,试验期间无小鼠死亡,在开始用药1周内,高剂量组小鼠有轻微临床毒性症状,2周后症状消失。试验过程中各组小鼠增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长期高剂量给药后小鼠心和肝的脏器系数明显改变(P<0.05),血液红细胞、碱性磷酸酶、肌酐明显增高和葡萄糖、胆固醇、尿酸显著降低(P<0.05),高剂量组肝、肾小部分发生轻微水样变性、点状坏死等病理改变,停药15d后,碱性磷酸酶和尿酸水平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纳川珠利长期大剂量使用可能存在肝、肾等轻微损伤的风险,但损伤是可逆的,停药后短期可逐渐恢复,临床使用相对安全。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应对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逐步加深的背景下,金融风险对金融监管有制度性需求,而减低机制性金融风险关键在于以法治促进金融体制和金融运行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还存在法律规则的供给机制混乱、供给理念滞后、制定主体多元且规则质量差、效率不高等诸多缺陷。借鉴英美等金融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与教训,以及欧盟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成功实践,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倡导的金融监管理念,我们理应从金融监管法律的创制、具体处置措施的完善和金融监管立法的国际化三个层面有所作为。     

整合业务流程管理实施模型研究

整合业务流程管理是当前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从管理体系、信息支持、岗位支持、知识体系、绩效体系等方面进行流程管理的整合,是提高流程效率、发挥流程职能的基础和关键。建立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整合流程管理体系,将会使企业的经营运作更好地面向客户需求,发挥流程的价值和创造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增强企业凝聚力与核心执行能力。     

对建立我国法律援助律师制度的探讨

建立法律援助律师制度是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举措。在中国目前法律服务市场不很发达和法律援助需求日趋增长的状况下,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协调发展,促进律师制度的完善,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Accounting for Taiwan'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 which Taiwan'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is embedded. The authors indicate that the ideas behind Taiwan'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are as vibrant as ever,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a coherent and feasible policy is eroding,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are digressing from the Taiwan government's policy goals. Political forces around ideas have strong hearing on the forma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policy toward China. The truthfulness or falseness of the security argument is of intrinsic value to Taiwan's decision makers. The authors also point out that in order to have a complete picture of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we need to specify how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China influence Taiwan's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inter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