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胜旅游发展看加入WTO后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是我国“九五”期间倡导的战略。我国加入WTO后 ,仍然要实行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龙胜县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入WTO后 ,政府仍须在观念更新、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宣传促销、强化管理、培训人才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生取向

是否关注民生,如何关注民生,能否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支持,是民众接受和认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尺。民生取向应成为转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人民的主体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     

试论“全球卫生外交”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全球卫生外交是近年来在国际上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词汇。在国际学术界,对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作为该领域中的重要角色,中国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参与卫生外交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特征。2003年的非典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卫生外交虽属低级政治领域,但已经并正在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参与全球卫生外交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多方面的,需要调动各方面的智慧来积极应对。     

民初婚姻法律近代化的几个问题

上承晚清下启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民初法律近代化,是中国法律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恪守礼法”的立法指导下,民初婚姻法律近代化颇具传统特色。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我们应对这一时期婚姻法律近代化的诸多问题给予重新审视。     

公共管理框架下关爱矫治模式的探究——以德宏州三县(市)老弱病残吸贩毒人员康复关爱中心为例

零星贩毒活动是吸毒者获取毒品的主要途径,也是禁吸戒毒难以巩固,复吸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禁毒法>的实施,针对特殊群体探索公共管理框架下的关爱矫治复模式刻不容缓.德宏州盈江、陇川、瑞丽等县(市)在该问题上进行了探索,为治理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人员的吸贩毒问题提供了借鉴.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发展林下经济探析——以广西田林县为例

田林县是广西人均拥有林地面积最多的县,其中全县适宜发展林下经济面积达到106万亩,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优势。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空间,在林下种植药材、花卉等经济作物和发展食用菌、养殖家禽等,将会大大提高林地综合经济效益;发展林下经济可以把单一林业引向复合林业。对于林农充分利用林地资源、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     

批判知识分子的变迁——兼与陶东风教授商榷

作家的边缘意识意味着一种责任和自我担当意识,边缘是一种态度,而非位置,不是"为边缘而边缘"。在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批判主体逐渐由人文知识分子转向社科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资源亦正在经历"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的结构性变迁。此外,在知识大众化与网络传播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批判知识分子,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识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

<正> 法的理论的研究,近几年来已有较大的进展,有的同志已明确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法学的问题;也有的同志还具体地提出了法哲学的某些范畴(如本体论等问题);还有的同志更进一步阐明了法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逻辑起点、体系结构,等等。特别是《中外法学》杂志自1992年以来,已连续几期开展了"法哲学研究笔会"的讨论,把法的理论和法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种情况,反映了法的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探讨下去,可能对法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会有一个新的收获。在这里,笔者也想就法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法学界的专家和读者。     

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困局与纾解

在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随着个案的陆续出现引发了较大的争议,相关立法、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对此存在着不同的判断。在城外一些国家信息公开的立法与实践中,均对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有着充分的考虑和细致的制度规定,值得我国借鉴。为平衡公众知情权与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我国信息公开立法应将政府过程性信息列入免于公开的范围,但须制定公共利益的特别裁量标准,如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影响面较大的政府行为,应最大程度地将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     

行政许可标准的冲突及解决

行政许可标准,是对行政许可的法定条件、程序的解释和细化,在学理上属于许可的裁量基准,在功能上构成了许可获得的限制性条件,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梯式"规范体系。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视角下,市场准入过程往往是多个单一许可组成的复合许可过程,由此产生了不同部门间实体和程序标准的冲突现象。其发生的内在机理是行政权及许可背后的部门利益与家长主义规制,外在形式则表现为复数机关参与的异位规范间的冲突,性质上多属经验冲突而非逻辑冲突。由此,解决的路径在于:一是现行行政服务中心基础上不断修正的行政协调模式;二是具有共性效力之协调技术的提炼;三是通过基准制定和公布义务的规则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