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与思考

我国公证制度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整个社会法治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公证法>将"预防纠纷,保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作为其立法目的之一,足以说明公证的基本功能是通过行使国家授予的公证权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制止不法行为,维护法制与经济秩序,保护国家利益和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公证都具有预防和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行业协会在广州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探析

广州行业协会除了有行业自律、维权、统计、调研、献计献策等服务经济发展的传统作用外,还在招商"选"资、设置市场准入门槛、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增强社会信誉、扩大对外联系与宣传等方面服务社会发展。应发挥行业协会在招商"选"资、服务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城市文明卫生、产业结构优化、遏制产能过剩、对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弥补政府和市场作用的不足和真空地带。     

人权保障机制下警察盘查制度的重构

盘查是国家基于人民警察的职责和任务依法赋予人民警察的一项重要职权，对于警察在日常治安行政管理活动中及时预防、发现、打击违法犯罪有着积极的作用。由于盘查启动的随意性，运行的任意性，尤其是超范围行使盘查权和超时限行使盘查权，导致在警察盘查中有冲击公民人身权的危险。因此应当从盘查权的启动、运行、救济方面来合理规范盘查权的行使，以实现保障公民人权的终极目的。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预先性自卫研究述论

预先性自卫问题因先发制人战略的提出与实践而备受关注。论文在梳理学界近年来相关成果的基础上,辨析界定了预先性自卫的概念,认为作为预先性自卫权源起的通说尚不成立,《联合国宪章》的效力级次高于特定的国际习惯,构建预先性自卫规则重在构建不法行为的责任。     

和谐文化的诗性新解

文章认为传统文化资源里富蕴中国特色的诗性.令人应当用创新的视角审读、发掘和谐文化的诗性.举凡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我等诸方面,和谐文化都有许多应该加以传承和光大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领导决策取向问题探讨

决策思想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决策思想按其内在的逻辑顺序,可分为价值取向,目标取向和方法取向。价值取向是决策的前提和依据;目标取向是决策要达到的目标;方法取向是实施目标所采用的手段。3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完整体系。     

中央人民政府直辖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问题研究

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法定和实际称谓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而不是西康省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逐步改变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行政管辖关系,形成在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各项工作中接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在其他国家行政事宜上继续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局面。随着西藏全面武装叛乱的发生,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被解散,昌都地区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逐步成为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武力使用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武力使用法是关于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国际法规则,是现代战争法即武装冲突法的基石。它以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为核心,以非法使用武力的例外为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与维护现代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国际法理论或实践方面,武力使用法仍然面临种种困境与挑战。     

Turning pressure into opportunity: CAI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structural reform

Many pundits and media believe that China under Mr. Xi Jinping is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lliberal with concent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to Xi himself and the expansion of state capitalism.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China is still in transition and the Daobi (倒逼) mechanism, namely, a planned strategy of introducing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to advance domestic reform, takes effect. 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 is a milestone that could possibly contribute to structural economic and even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centres on the Daobi mechanism and explains how the synergies among CAI, domestic socioeconomic changes and Chinese leaders’ self-consciousness may set the agenda of China’s domestic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