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济模式认识过程的考察

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过程,即"以俄为师":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学习;"以苏为鉴":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反思;"反修防修":对苏联经济模式的维护;"走自己的路":对苏联经济模式的扬弃。中国共产党认识苏联经济模式的曲折艰辛表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     

乡规民约与国家法的互动

历史上国家法与乡规民约两相抗衡的情形一直存在。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一般不采用强力确立国家法绝对优胜地位的做法,很多时候当这种“抗衡”不涉及严重根本利益时,国家总是默认乡规民约的实际纠纷解决效用,即使它的规定是与国家法相异的。国家法与乡规民约“抗衡”中所体现的“分治”意识是可取的,但对抗性应消除,良性互动才是应然之道。实现良性互动要定位好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给予地方广泛的自治权限,同时对地方自治构筑有效的立体监督机制。     

秘密社会与传统汉族社会结构

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 ,将传统中国的秘密结社置于中国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制度体系及群体意识中予以考察 ,就会发现其形成和发展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宗族、人口等层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探究中国秘密社会的结构、类型、特征、功能 ,可以从整体上把握秘密社会与传统汉族社会结构的内在关系     

论理性地决策

所谓理性地决策,是指领导者按照理性的要求,遵循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所开展的决策活动.领导者要做到理性地决策,就要把握可靠的决策根据,树立理智的决策态度,坚持原则的决策行为.     

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和处罚

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缩小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适用范围,应予纠正。“因逃逸致人死亡”不应属于交通肇事的结果加重犯,将其认定为情节加重犯较为合理。“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不仅包括第一次肇事行为的被害人,还包括肇事行为人逃逸过程中又发生的交通肇事而致死的人。如果肇事行为人因交通肇事行为致人重伤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无论其当时的主观认识如何,只要产生了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结果,他都应当承担逃逸致人死亡的责任。     

我的治学生涯--从撰写《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一书谈起

《古巴社会主义研究》一书经过数年的努力终于同读者见面了。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本书,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说说撰写此书的背景和过程。本课题作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是1998年5月立项的,当时我已退休7年了。为什么在67岁时我还要申请这一较难的研究课题呢?事情还得从1978年拉美所恢复说起。我从中联部返所后就被分配从事古巴和加勒比地区问题的研究。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当活跃,亚洲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改革进程,古巴也出现新的形势。这一时期、特别是在80年代末,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古巴的研究中,并自那时起开始跟踪…     

论魏晋清谈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对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可以看出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论我国刑法中教唆犯性质之界定

我国教唆犯的性质具有三重性,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可罚程度上的从属性,同时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属性,其中独立性居于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表明我国教唆犯的立法采取了共犯从属性说和共犯独立性说。     

论清代命案初验之运作

本文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了清代命案发生后,初次检验的运作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清代的检验运作总体上是严谨的,由于官僚体制、诉讼模式等的不同,其呈现出与今日不同的面相。由于审验合一的特性,清代的检验在命案审理中之地位远较今日重要,检验是理解清代命案诉讼的一把锁匙。     

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新探

中国国情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这突出表现在能否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解决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四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从而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