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专利保护现状分析与策略研究

中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商业银行面临着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及挑战,外资银行意图利用专利策略在我国银行业面前竖起一道“专利壁垒”。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我国银行业一直以来并不重视金融产品的专利保护,致使金融产品数量少、质量低,且整个行业金融产品专利保护的意识淡薄。对此,国内银行业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来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     

试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星期评论》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星期评论》被界定为一份不革命的刊物,90年代之后又被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原因在于没有提出合理的评价标准。本文认为,应该用进步而不是革命作为尺度来评价五四时期的刊物。《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进步期刊,这种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关注上。     

反垄断法是高级的法律化的产业政策——以经营者集中为视点

传统观点认为,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在经营者集中领域存在不少冲突.这是对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关系的一个误读.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在本体或价值层面上不仅不存在冲突,相反,两者是同向性互动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反垄断法是高级的法律化的产业政策.     

从“小众”走向“大众”——网络时代博客传播的理论逻辑

作为网络时代衍生的新媒体,博客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和生存样态.综合考察当前博客发展的基本形态,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和探究博客世界传播的本质及内生规律,通过对社会化软件理论、权力转移理论、A-B-X传播理论、公共领域重构理论的解析,有利于全面透视网络时代博客传播的内在演进逻辑,对博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价值确证和思维模式.     

公司法对外担保规则问题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为切入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业合作增加,资金流动加速,公司向外投资、对外担保成为一种常见的融资、商业交往手段。在缺乏公司内部决议的情况下,以公司财产对外担保的越权现象屡见不鲜,产生较多诉讼。不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的时候,或在未经过内部决议通过的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上产生分歧,或在公司及债权人的责任认定上出现不同的判定。债权人是否应有审查义务,及审查义务应至何种程度,需结合《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0条,分析法条背后的含义、适用关系及对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影响,提出关于审理思路的建议,以便最大程度维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     

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沿革及思考

就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而言，关于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构成了人类政治思考和实践中最悠久的传统之一。美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爱德华·米德·厄尔在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希特勒的军事思想》一书首先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哈特在1954年首版的《战略论》一书中首先对这个概念做出系统描述，     

论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发展的意义

知识产权是促进创新的法律制度,创新则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主要动力。一国创新程度的高低对该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各国都在积极制定一系列宏观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以促进和提升本国的创新能力。而建立和发展合理、科学的知识产权体系是实现国家持续创新的主要动力,深入研究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定展的影响有助于揭示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家竞争力的内在联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

2007年4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参联会”）主席彼得·佩斯（（Peter Pace）上将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从而成为本年度访华的最重量级的外国军事要人;6月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佩斯将于9月任期届满后去职,而不再循例连任。所有这些,都引起了美国与国际媒体对佩斯将军其人、其事的极大关注。     

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本文提出了公众-国会-政府的研究模式分析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认为公众与官僚机构的利益诉求一致之处催生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公众的贸易偏好是推崇贸易限制,它的实现有赖于国会立法者谋求连任或竞选成功的利益目标,公众与国会二者之间利益互动的过程孕育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雏芽;国会与政府在美国贸易决策过程中关系特殊,这使国会可以借助快车道授权控制政府贸易权力,政府则须考虑国会的贸易倾向,最终政府输出了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亦是如此。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理论逻辑和时代意蕴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不忘初心”,“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既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发展历程的根本出发点,更为筑牢共产党人的信仰之基提供根本遵循。新时代“不忘初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秉承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特质;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辨别“普世价值”误区,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深刻把握时代精神,真正回答好、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