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下的股东质询权——日本董事等说明义务制度的理论借鉴

日本判例学说基于会议体制运营的一般原则,一直肯定董事等在股东大会上的说明义务,1981年更以立法形式将该义务明确,并在之后30年中进一步完善。相比之下,我国公司法虽以股东质询权的形式明确了董事等的说明义务,但忽略了其与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之间的理论关系,这将导致很多具体问题难以合理解释和操作,鉴于此,有必要在今后的解释或立法中明确这项义务在股东大会会议体制中的定位。     

中国居民个人收入流动性的城乡比较

本文利用了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与分位数回归等计量方法定量分析比较了1989至2006年间短期(2-4年)和长期(8-9年)的个人收入流动性的城乡差异。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农村和城市在个人收入流动的模式上没有显著差别。与农村相比,城市的流动水平要低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城市高收入端的流动水平非常低,最近(2004至2006年)甚至出现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流动模式。这是十分需要我们警惕的。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经济法思考——以微软黑屏事件为例

微软作为经营者,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上显然是符合的,由于我国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还很不完善,导致出现微软黑屏事件合法而不合理的事例。应通过立法程序规范此类问题,完善这方面的空白。     

“严打”刑事政策的合理性解读

＂严打＂是在国家的总体发展政策和基本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灵活性,而并非一种固定的对严重刑事犯罪的打击模式。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具有极大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一项政策选择。     

冠心病介入治疗后死亡所致医疗纠纷51例分析

目的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治疗所致医疗纠纷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从而为此类案件的法医学司法鉴定和医疗纠纷的防范提供参考性意见。方法从死亡原因以及知情选择、医疗技术环节等方面,对PCI术后死亡引发纠纷的51件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本组全部案例中,存在医疗过失行为的有35例,其中属医疗技术缺陷或医疗过失行为的28例,属医疗管理缺陷的2例,兼有医疗技术和医院管理缺陷的5例。结论 PCI医疗过失的主要原因是操作技术水平低下、违反诊疗规范、知情告知不够充分。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我国现行关于减刑裁决权与假释裁决权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在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改造的整体方案设计问题上,一方面应突出该程序的诉讼特质,体现公开、透明的要求,并保障罪犯和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另一方面应考虑到该程序毕竟属于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因而不应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与罪犯、执行机关对立的控方,而应把其定位为法律监督者。在承认将减刑、假释提请权赋予执行机关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的同时,也应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予以完善：强化对罪犯减刑、假释权的保护;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请程序的参与权。在未来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通过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合理的审级分流有效保障诉讼效率。     

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陕西是我国文化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但文化旅游产业对陕西GDP的贡献并不高,与其他经济发达的兄弟省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经营过程中暴露出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体制建设不到位、创新后劲不足、缺乏长效机制等问题。要实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在创新中延长产业链,使沉寂的历史活过来。     

高职毕业生创办微小企业的立体支持体系构建

我国每年的高职毕业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人数占总毕业生人数的比例较少,并且创业成功率较低。导致高职学生创业率低和创业成功率低的原因较为复杂,亟须构建包括高职院校、政府、社会、高职学生在内的创办微小企业的立体支持体系。     

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人民性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必须通过生产力、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等标准加以评判。同时,处于一定社会阶段的文化是特定阶级或阶层根本利益的观念反映,具有一定的阶级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又是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推劫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先进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for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China's response in developing the ICT manufacturing sector compared with the strategies of Korea and Taiwan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response to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which artificially focuses on promoting particular sizes of firms, cannot improv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in the I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ot only have histor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created difficulties in adopting Korean and Taiwanese style policies, but also competitive ICT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from manufacturing to innovation activities against a backdrop of increasing economic liberalisation. Given the WTO and ITA agreements, the main path which Korea and Taiwan employed is now unavailable.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should leave the size of firms to market for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