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处分原则,但对当事人处分权进行种种限制,甚至作出了违背处分原则的法律规定,致使处分原则一直未能体现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和作用,立法缺陷明显。为真正确立处分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相应修改和完善,明确规定法院审理和判决范围受当事人处分权约束,并确立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规定法官释明权制度,保障当事人充分正当行使处分权。     

试论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定义务,也是一种附随义务和先合同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不限于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但应当是全面和广泛的。保险人违反说明义务,投保人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若属故意则可要求双倍返还保险费,若属过失可要求返还保险费及其利息。     

新加坡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初探

新加坡的法院系统分为两大主要部分 :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除了教会法院对部分婚姻和财产处分诉讼行使管辖权外 ,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对新加坡境内的所有其他民事或刑事诉讼行使管辖权。高等法院的民事管辖权建立在传票的送达和被告服从管辖的基础上。管辖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国家豁免 ,外交豁免和涉外管辖权条款方面。对于平行诉讼 ,新加坡法院可以“诉讼在另案进行”或“不方便法院”原则为由中止本院的诉讼或发布禁令限制外国的诉讼     

略论刑事司法公正与效率

刑事司法公正与效率 ,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是维护广大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公正与效率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整体。也就是说 ,没有公正 ,就没有效率 ,没有效率 ,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公正。司法公正与效率还是国家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只有在全国彻底地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 ,才能保障依法治国方略的彻底实现。     

行政不作为概念辨析

中国行政法学界对如何界定行政不作为有多种主张.通过分析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与实践及我国学者对之的理解,笔者认为界定行政不作为应以法定作为义务为标准,如果行政主体未履行法定作为义务,不论这种作为义务是程序上的作为义务还是内容上的作为义务,都构成行政不作为.     

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立法表述的困境和出路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重要的法律概念。但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缺乏明确性,人们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其范围。本文从内涵和外延方面指出其在立法表述上的困境,以寻求新的立法表述方法。     

民间组织是我国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载体

民间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的重要载体,具有协调、中介、聚合等多种功能,要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需要国家制度供给跟进,同时也需要积极健康的民间组织社会发展。     

论目的犯目的的地位

目的犯目的的地位是指目的犯中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对此,我国刑法学界争议很大,但是各种观点都没有注意区分目的犯的类型,因而难免有片面性的缺点。实际上,断绝的结果犯与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前者,目的是故意的内容;后者目的是故意之外的独立主观要素。其理由可以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两方面的内容来论述。论题的进一步展开则是对我国法定目的犯的归类。     

被害人陈述的概念辨析

被害人陈述是指作为自然人的刑事被害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事实依法向公安司法机关所做的陈述.就陈述主体而言,作为证据法之被害人并不包含所谓的单位被害人.被害人控诉、被害人主张都是作为意见性的陈述,并非证据意义上的被害人陈述.被害人辨认是被害人陈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所谓被害人影响陈述则在外延上与作为证据的被害人陈述有相当之交集.     

论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外交”

陈水扁执政时期,由于台湾在“传统外交”领域陷入困境,台湾当局推出了所谓“非政府组织(NGO)外交”,试图通过“NGO外交”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本文运用回飞镖模式分析了陈水扁当局“NGO外交”的内容及目的,即通过NGO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等活动,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通过结成议题联结的倡议网络,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通过国际NGO或者外国NGO,甚至是岛内NGO直接施压于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大国,再通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大国的施压,企图使中国大陆给台湾更多所谓的“国际空间”.然而,在达成最终结果方面,由于陈水扁当局“NGO外交”面临种种困境,其作用却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