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参与制度论纲

犯罪参与制度重在解决共犯的成立和处罚问题。区分制基于罪刑法定和责任主义的论理考量,区分正犯和共犯,使不同参与形式决定不同的责任评价;但其难以解决正犯与共犯区分标准的难题。单一制基于回避区分难题政策考量,不区分正犯与共犯;但其有忽视罪刑法定和使刑罚裁量恣意化的危险。我国共同犯罪人分类与责任评价无关,不是区分制;刑法中缺乏划定参与人处罚范围的"一般规定",缺乏刑罚裁量的详细规范,也不是单一制。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事权财权匹配改革探讨

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反差化的现实矛盾与问题表现为现行财政支付结构不合理,基本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待遇不合理,财税体制不合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配置不合理。需要明确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关系,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公共服务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市场和民间力量的多元合力联动,推进基层政权改革,依法建立农民分享基本公共产品提供的组织保障机制,制订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法规,从而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于专业选修课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的研究

在当前我国高校的选课制条件下,课程一般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专业选修课对于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意义重大,然而当前我国高校忽视专业选修课现象比较普遍,程度比较严重.通过剖析专业选修课受到忽视的深层次原因,探讨如何有效提高师生对专业选修课的重视程度及现实意义.     

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新型机制研究

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针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范围、形态、程度呈现出的新格局与主体多元化、成因复杂化、处理关联化、形态对抗化等新型特点，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政府公共机制、整合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等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从根本上预防与化解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重大实践。     

"大中亚计划":美国摆脱全球困境的重要战略步骤

目前,美国在全球范围面临冷战结束后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局."大中亚计划"能够从学者之见上升为官方的战略构想,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仅适应了美国中亚政策调整的需要,而且有利于美国在全球摆脱困局."大中亚计划"以经济为重点,适应了中亚国家发展的需要,并取得了一些进展.通过该计划的实施,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在中亚的地位和影响,并策应其在中东乃至全球摆脱困境的努力.然而."大中亚计划"仍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障碍,不可能使美国成为中亚的主宰,更不足以破解美国面临的全球困局.     

上海与圣彼得堡两市居民的地缘政治关系认同

一个国家民众偏好某个国家与否的选择,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和社会意愿,是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民众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态度,既是对其他国家看法和态度的社会情绪和社会舆论的晴雨表,也是一个国家现行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实际状况的一种反映。对上海和圣彼得堡两市居民的实地调查,客观展示了中俄两国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社会禁锢走向社会开放的过程中,两国民众对与不同国家合作的评价和意愿。中俄两国民众对两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均给予很积极的评价,但在中俄关系积极向上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俄两国应不断增进了解,使"睦邻友好"成为两国民众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为。     

论抗诉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问的冲突与协调

检察院的抗诉监督和法院的审判独立均是中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互为损益,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关系。检察院与法院从维护和扩张本部门权益的角度出发,在此问题上形成相互对立的观点。其实抗诉监督与审判独立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这也是二者得以和谐共存的基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审判独立必然需要接受检察监督。但检察监督对审判权实施监督是有限度的,即抗诉监督不得损害审判独立。     

人权坐标与死刑废除之关系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死刑严重侵犯了人权,要想发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必须废除死刑。但是,对人权渊源进行考察时可以发现,作为西方舶来品的人权起源和发展得益于基督教,对于缺乏基督教信仰的中国来说,对人权的引进和借鉴必然受到本国内在机理的抵触与检滤。况且,西方国家的人权双重评价标准以及用人权普遍性模糊人权特殊性的做法警示我们人权具有政治性和易变性;即使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的主张者也认为生命权并非绝对不可剥夺,当它具有"最严重的罪行"的特质以及在遵循"最严格的刑事程序"基础上就可以被剥夺,这在《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中已得以明确。因而,用人权攻讦死刑制度并非妥贴。     

论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

在当前的刑事诉讼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情况相当普遍，阻碍了当前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证人出庭作证。     

日侨遣返交涉的民间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政府与日本民间三团体就日侨遣返问题进行了交涉。日侨遣返交涉是中日民间外交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