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开展自学考试理论与实践探讨

在高职院校中开展高等教育本科自学考试,对学有余力的高职学生提升学历、充实知识、增强综合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起到积极作用,并越来越得到广大高职学生的欢迎。因而要正确认识与发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高职院校中的作用,使自学考试工作在高职院校中得以健康发展,让学校与学生个人都从中获益。     

权力话语中的爱米丽

杰弗逊镇是一个规训社会的缩影,权力关系渗透到政府、法律、宗教、家族等等社会机体中,后者运用各自的话语对违背规范和越界的＂他者＂予以规训和惩罚。爱米丽所住的大宅也是对她进行禁闭和驯化的规训力量,然而＂规训社会＂并非＂驯服的社会＂,反抗和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爱米丽做出种种努力反抗来自外界的规训力量,但她已经内化了父权制社会的主流思想,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自我监管的魔咒。不过,在发现无法逃脱人们对她＂末代贵族代表＂的定位后,爱米丽也借助父辈的独白型权威话语消解了新时代的权力话语对她的规训,为自己谋得一个小小的尽管是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女性生存的胜利。     

日本预防组织犯罪对策的要点及其启示

日本包括西方许多国家的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均可说是与制度有关或由制度造成,因此,日本基于这种环境,在＂对策＂中首先从＂法＂的高度进行组织保障,从＂修法＂起步,制定＂纲要＂指南、规范过程实施,强化重点保证,以及在宏观处立足、在过程中掌控细节等。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国际上的一些职业犯罪包括敌对势力和邪教等组织肯定都会把触角伸向中国,中国警方必须积极应对、未雨绸缪,制定中国式的预防组织犯罪对策,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清除组织犯罪滋生成长环境、把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拒之于国门之外。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现代化犯罪视野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万毅博士“底限正义论”的质评

在现代化犯罪视野中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得知，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现代化犯罪大潮的压力，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大体上首先是以犯罪控制为基本价值定位的。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比例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这种历史考察为依据，对有学者以“底限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得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扭由和变形的判断、“底限正义”具有元规则地位、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遵照“底限正义”的“逻辑优先性”和“绝对要求性”进行等观点可以进行批驳.     

产业集群风险理论研究述评

在简要评述国内外产业集群风险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现有集群风险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技术与制度变迁两个层面入手构建了产业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的扩展模型,旨在为深入探求集群风险的成因与化解途径提供更多支持。     

英语精读课堂上的词汇输入与输出

词汇的广度和深度是英语学习的关键问题。在精读课堂上,教师应通过各种资源手段增加词汇输入频度、突出显著性;创设符合教学要求的情境,提出任务要求,增加学习者的词汇输出机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自觉运用词汇策略,建立词汇联系,将学习延伸到课堂以外。     

公共问题界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的政策规划与政策分析研究,很少将注意力放在公共问题的本质及界定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一些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关注公共问题的界定方式与政策分析各个环节的关系。这种通过公共问题界定来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对理解议程变化、政策变迁、政策评估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全口径测算中国当前的热钱规模

本文使用"调整后的外汇储备增加额-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FDI中隐藏的热钱"的方法,计算了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规模.在对外汇储备增加额进行调整时,综合考虑了汇率变动、储备投资收益、央行对中投公司的转账、央行对国有银行及券商的注资、商业银行以美元缴纳本币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因素.此外,本文计算了同期热钱在中国国内可能获得的投资收益.计算结果显示,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流入中国的热钱合计1.20万亿美元,热钱利润合计0.55万亿美元,二者之和为1.75万亿美元,约为2008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热钱集中大规模流出的潜在威胁值得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对先富参政价值及其限度的省思

先富参政目前已成为我国乡村社会一道独特的政治生态风景，它在不同程度上对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产生着影响。这一现象已引发了学者的研究聚焦，但是，既有研究总体上仍然见仁见智。本文基于新近在浙江的实地调查，对先富参政的价值及其限度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与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