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然与应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倡导

纵观这几年的关于核心价值观提炼的争鸣,始终都有一条主线和矛盾贯穿其中,即“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应然”和“实然”的哲学思索和探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价值目标、价值向度、价值规范和价值追求作出区分和剖析,有助于把提炼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科学地论证和全面地宣扬,帮助提炼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更快、更易地融入到人们的心中。     

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代际更替作为机制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伴随的是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除了经济增长和福利社会所提供的安全性之外,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的内在动因在于,当生存和安全等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对于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的追求日益增强.这一态势在现实生活中即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等物质主义价值关注程度的减少,而对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重视程度的提高.但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并非一夜之间实现的,而是通过在经济安全时代成长的一代人逐渐替代了在短缺经济时代长大的一代人这样一种代际更替机制而达成的.     

外语院校品牌社会责任的定位及履行分析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竞争已从单纯的教学质量、办学特色竞争转化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品牌竞争。品牌背后蕴含的巨大社会责任及品牌文化,是一所学校得以在众多高校中脱颖而出的有力支撑。外语院校作为一支特殊的高校队伍,更被社会大众、家长及学生赋予了很多的社会责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社会责任的定位和履行对塑造外语院校的品牌更是起着重要作用。     

国外知名金融专业硕士项目的特色研究

调研了全球排名前50名代表性高校中金融专业硕士项目,分析了其培养模式的特色,通过比较找出了我国高校金融专硕培养的差距和问题,进而对我国金融专业硕士培养模式提出了操作层面的建议。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     

“井冈梦”与“中国梦”

从＂井冈梦＂到＂中国梦＂是伟大的历史跨越,＂井冈梦＂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启迪价值,我们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努力实现＂中国梦＂。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政策协同评估研究——基于省级“十三五”专项规划文本的分析

从国家层面提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打造以创新为特征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此背景下,实现区域协同目标,需要率先发挥政策的先导作用。为了保障政策制定的绩效水平,对京津冀三地的政策协同状况进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政策协同理论的相关内容,借鉴日趋成熟的政策分析模型,融合文本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构建了基于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的政策协同分析框架,同时运用政策协同量化标准对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省级"十三五"专项规划进行了指标评分和数据分析,得出了有关京津冀地区政策协同状况的研究发现。     

纳西族文化变迁中的非均衡性

文化变迁是一场纷繁复杂、生动万千的过程 ,不是某种文化在同一时间全部发生变迁。从纵向看 ,文化变迁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横向上看 ,文化变迁始于文化中某个成分的变化。一个民族与周围民族的交往 ,往往会打破其文化运作的均衡状态 ,又终因文化的整体性特征而形成新的平衡。由于民族间及国家间交往的频繁 ,文化变迁中的自变量越来越难以预测     

资产占有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由于资产的获得与分配在中国一直是以家庭为单元而表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不同性别在获得资产的具体方面的性别不平等状态。家庭内部资产占有的性别差异在家庭内部隐含了不平等的要素。同时,资产占有上的性别不平等与农户贫困产生了交互影响。     

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

研究者对于正在制定的我国《国家公园法》是否应当确认游憩功能,尚有争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部法律的相关制度安排。否认立法应确认游憩功能的观点,具有保护环境的合理性,但未关注国家公园的全民共享性,未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保护理念与国际潮流的顺应,欠缺科学性。通过立法确认国家公园的游憩功能具备自然基础、现实基础和社会价值。国家公园游憩功能的法律确认与制度安排,以游憩功能的法律属性界定为核心,游憩不是自然权利及法定权利,也不是主观权利,只能是客观秩序,公众无法向国家提出诉求,游憩利益只有依托国家履行义务才能实现。我国《国家公园法》的相关制度安排,应以管理主体的职责配置为重心,充分保障游憩这一客观秩序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