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文本与实践文本的异同

作品和文本在文学话语中,曾经是普通的术语,文本指的文学的语言现象,而作品则体现了美学和创造价值.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话语中,文本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而作品的概念则受到冲击,尤其是先锋文艺理论中,文本与作品水火不容,文本概念取代了过去的作品概念.文本概念从一个指示现象的概念到成为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并且占据一个核心的位置.本章节定义了对象文本(texte-objet)和实践文本(texte-pratique),分析了结构主义文本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概念的使用之间的异同,从而更清楚地指出后者在文本这个概念上的继承和变化.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的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主要障碍在于现存制度的路径依赖,政府部门利益的膨胀与整合困难,以及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不足和社会信任的缺失。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实现应着眼于回应性与深层次的公民参与的实现、信息化与基于信息共享的电子政务建设以及协同合作性与基于伙伴关系的组织文化重塑,从而真正实现决策与执行、监督相互分离与制约。     

个人解雇保护立法实践的国际比较：回应与建设

在个人解雇保护制度的基本要素中,我国在解雇理由、解雇费、不公平解雇赔偿金、不公平解雇主张的时效和复职程度等五个方面的立法规制强度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在解雇通知期、解雇程序、通知期开始前的延迟时间三个方面的立法规制强度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综合来看,我国解雇理由虚严实宽,在解雇灵活性和解雇成本方面呈现出复杂扭曲的特点,尤其是定期劳动合同的解雇保护制度大幅降低了我国解雇保护的水平。借鉴国际立法例,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在劳资双方都可接受的限度内,循降低解雇行为灵活性、改变解雇经济成本结构的思路提高解雇保护严格度,并做若干具体制度之改进。     

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建构与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面对21世纪“新战国时代”的诸多挑战,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仍然是各国首要的政治主题.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构,离不开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法家思想文化的支撑.法家思想中“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义、“缘法而治、以法为教”的法治主义和“禁胜于身、立公弃私”的权力制约观等合理内核,能够助推“四个全面”这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先秦法家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绝不是未经批判地在当下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结构中嵌入先秦法家的全部观念和重述其所有的政治法律主张,而应当是对先秦法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进而实现三个转换,即由先秦法家的“弱民”转换为现代政治的“强民”;由先秦法家的“君主立法”转换为现代政治的民主立法、以宪护法;由先秦法家的“天道”转换为现代政治的人权.     

肋骨骨折鉴定时间研究

目的对肋骨骨折的法医临床鉴定时间进行探讨。方法对40例定期复查的肋骨骨折鉴定案件的CT表现和时间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 26例被鉴定人外伤后2、4、6w CT检查所见的肋骨骨折部位数量有增多趋势,外伤4w后检查所示骨折部位数量趋于稳定。复查发现的肋骨骨折有79.3%表现为肋骨内侧或者外侧局部轻微的骨皮质断裂不完全性骨折,20.7%未能观察到骨折线,仅表现为局部密度增高和骨痂生长。结论对肋骨骨折鉴定案例,在外伤4w后复查CT再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可以有效避免损伤认定发生遗漏或鉴定意见出现错误。     

唐代法律体系正确理解的转捩点--辨《新唐书》“唐之刑书有四说”并复有关观点

在分析唐代法律体系及唐律性质的史籍中,《唐六典》及《新唐书·刑法志》的有关观点曾起了不同的导向作用。《新唐书》由于错误地以“四刑书”概括唐代法律,违反了唐人“文法有四”的正确概括;《新唐书》的“四刑书说”促使后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唐代法律“皆刑法”的主张;“四刑书说”与其自身对唐四法的界定,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与汉、北齐、唐、五代、宋、元各代政治家与史学界的概括之法相乖违;支持“四刑法说”之观点与方法皆失之偏颇。     

浅议记名提单下承运人的交货义务及相关法律问题

记名提单是一种不可流转的海运单证,也就不具备可流转海运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同时,作为海上运输合同的证明,记名提单对于承运人在目的港的交货对象于运输合同缔结之初就已经确定,因此承运人在记名提单下的交货义务并不以收货人持有正本提单为必要,承运人只要是向记名收货人交付货物就已经构成了运输合同下的适当交付,承运人也不应对此承担无单放货的民事责任。     

论知识产权中的间接侵权

论文系统的讨论了间接侵权的三种形态 ,适用于间接侵权的原则 ,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关系及间接侵权与共同侵权的不同点。在此基础上 ,笔者进一步论证了立法中规定间接侵权的必要性     

股东共益权平等:公司法的基础权利--兼论股权分置与公司治理

源于所有制的差异,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了一种制度安排的股权二元结构.这种安排与资本市场固有的属性是不相容的,它背离了同股同权的基本原则,亦与公司法关于股东共益权的平等理念相去甚远.由此引起中国上市公司为解决股权分置而采取相应的措施.股权分置的局面对公司治理有很大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对治理中的控制权市场的形成,对股权平等原则的滥用等.解决股权分置,则能较好地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在解决股权分置过程中仍应关注包括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及二级市场的操纵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