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公司立法规制的三种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幅度调整了公司立法,其共同特点是增强了对小公司发展的促进措施。公司法在处理小公司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模式．即特殊的公司形式、公司的替代形式以及采取“小公司优先”原则。其中”小公司优先”原则又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方式。     

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就TPP知识产权问题谈判的博弈研究——以TPP谈判进程中美国的知识产权草案为视角

美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就TPP知识产权的谈判是一个典型的博弈过程。在众多成员国参与的动态博弈进程中,美国具有决策人的先行动优势。美国单方面提出了知识产权谈判草案,体现了其在商标、版权、专利、执法等方面的获益偏好。目前参与谈判的东盟部分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与美国草案相比,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如果美国的知识产权谈判草案得以通过,将对参与TPP谈判博弈的东盟国家的文化产业、地理标志产品、公共健康、植物新品种保护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会分化东盟内部知识产权的双边及多边合作,迟滞东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进程。对于美国单方拟定的知识产权草案,美国国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他TPP谈判各方也是忧虑重重。可以预见,未来要想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TPP谈判各方还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变化和博弈过程。     

中国-东盟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机制研究

统一、协调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开展国际贸易的基本环境和条件之一.中国-东盟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的进程已经全面启动,但具体的合作机制或制度性安排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实现中国-东盟国家间知识产权法律协调的关键,在于建立以政治高层的战略对话为引领,以协调委员会的组织协调为核心,以特别审查机制和执法合作机制为保障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产权合作机制.     

软件商业模式的变革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

软件业的发展历经盒装软件、网络发行与软件即服务(SaaS)三种商业模式,每一种商业模式的出现均对著作权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盒装软件商业模式下,著作权法主要注重对软件复制权的保护。网络发行模式则对软件的发行权提出了挑战,同时,软件侵权的方式和软件提供商获取著作权收益及维权的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建立在云计算基础上的SaaS模式,不但软件著作权的保护内容、发行方式和侵权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软件提供商对保护其著作权的方式也进行了创新,其实行的更严格技术措施和许可合同,甚至引发了是否合法的激烈争论。     

恒河猴ABO血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A型、B型、AB型血清，及抗－A与抗－B单克隆抗体对113只猕猴的ABO血型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在恒河猴（Macacamulatta）红细胞表面及血清中均未证明有类人凝集原和凝集素存在。但可根据其唾液中类人ABH型物质存在的情况判定该动物的类人血型。本实验检出的血型表型频率分别为：A型17．70％；B型52.21％；AB型20.36％；O型9.73％。该结果与国外报道的血型分布频率有差异。     

民事诉讼案件中可疑文件制作方法研究

从司法鉴定角度来看,民事诉讼案件中的可疑文件与刑事案件中的文件物证相比,虽具共性又各有其特点。以构成可疑 文件各要素为出发点,对该类文件制作方法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以利于拓宽检验鉴定思路。     

从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看我国发展政治参与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政治参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诸多影响因素都可以归结为参与成本和参与收益。从参与成本和参与收益出发,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处理好公民政治参与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形成公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政治条件。     

西部环境问题的刑法对策思考

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电子计算机在非父排除率计算中的应用——中国人Rh型、Gm型和HLA型的非父排除率

本文根据 Ohno(1982)提出的单一位点复共显性基因非父排除率的公式,编制成 BASIC 程序,使用 IBM 个人电脑计算了我国长春等四个地区汉族 Gm 型的非父排除率和我国汉族等十六个民族的 Rh 型非父排除率。同时,根据 Chakravarti(1983)的多位点共显性基因非父排除率计算公式编制一个 BASIC 程序,用以计算了我国6个地区汉族及5个少数民族 HLA 型的非父排除率,其结果可用于亲权鉴定时对血型系统非父排除率的估计。     

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

新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支柱、九项基本任务、三种手段和三个依托。该战略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战略哲学、扩张主义的战略谋略和实用主义的战略原则。新的战略表现出干涉主义更加明显、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对中国发展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