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错误的理性分析

侦查错误指的是侦查中证据材料所含信息的冲突,包括证据材料内的错误与证据材料间的错误。这些错误可以区分为独立性的侦查错误和关联性的侦查错误、根本性错误与一般性的错误。侦查错误产生的原因,既有证据材料改变和侦查技术不足而导致的客观不能,也包括侦查人员主观上有意或无意的歪曲。侦查错误的应对上,首先是充分发现侦查错误：以情理验证证据材料,以此证据材料验证彼证据材料,以确凿事实验证证据材料;其次是合理解释侦查错误;再次是立足于证据材料的关联性和可靠性而有效排除侦查错误;最后,在侦查错误并非根本性的,而且能在被合理解释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容忍侦查错误。     

美国犯罪侧写人员的从业之路

犯罪侧写是源于美国的一种综合性侦查技术与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有着较为完备的侧写人员培养体系,对犯罪侧写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即需要具备多学科的学历背景,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并且经过专业的侧写技能训练。探讨美国侧写人员的从业之路,将为中国侧写人员培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重申人民主权:国家权力的结构改革

在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目前的政体安排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也适应了中国开启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要求,但它还难以坐实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排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其功能还没能得到真正发挥,无法有效落实人民主权,而执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自身高度的行政化定位,决定性地影响了国家权力的具体运行。因此,必须区隔党权与国权,进而从目前政府改革意义上所讲的还政于民逐步走向国家建构和政体选择双重意义上的还权于民,真正坐实人民主权原则。     

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概念新探与价值取向考察

管理的侧重点在于运行,模式的侧重点在于结构和功能。所以,在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所谓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就是与＂中央政府＂相对称的,设置于各级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关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的三位一体与有效整合的范式。我国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应为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有限行政和问责行政。     

加强实验室特色建设培养高素质公安专门人才

公安院校实验室是进行实践教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实验是实践教学中的重要一环,相对于课程教学,具有直观性、实践性、探索性和启发性等特点,是培养学员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开拓能力的有效途径。公安院校如何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体现公安特色,培养高素质的公安专门人才,必须在创新和开放上下功夫。     

特种行业管理的回顾与改革的思考

特种行业的管理,可减少诱发违法犯罪活动的相关因素。特种行业的范围是“历史的、发展的”,管理方式也应因地因时制宜。目前,有必要对特种行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进行变革。主要可通过以下措施来完成:管理方式由审批制变为备案制,建立行业协会,对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实施信息化监管等。     

Building the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s flourishing and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ynamic in China today.Among the 500 pub-lishing houses,the people's Education     

处理夫妻离婚时债务应保护债权人利益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断扩大。然而 ,以离婚逃避债务则屡见不鲜。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债务清偿问题时应注意征询债权人的意见 ;在判决由夫妻一方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时 ,应判决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 ;当债权人向法院起诉主张债权时 ,法院应将离婚双方列为共同被告。     

公务员“逆淘汰”现象的原因及对策初探

公务员由选择从政到选择辞职、下海,是社会发展多元化的一种表现,是宪法赋予公务员的权利,是公务员对个人人生目标和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再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如果放任高素质的公务员流失,对国家是一种极大的损失,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对公务员"逆淘汰"现象给予足够的认识。笔者综合一些业已形成的观点,对公务员"逆淘汰"现象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知识社会学理论,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上,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理论勾连,为其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阐述“法律理想图景”对于法律哲学的重要性,“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结构下的中国的必要性,寻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现实紧迫性,最终使邓正来先生的“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得以真正出场。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论者极具意义,但同时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也有着某种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