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忽必烈与儒士关系的转变

忽必烈与儒士的关系,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242年到1262年这二十年间,儒士们逐渐取得了忽必烈的信任,并得到了重用.这是由于忽必烈为了取得天下的缘故.而从1262年至1294年的三十多年里,忽必烈却逐渐疏远和压制汉族儒士,到最后弃置不用.最直接原因就是忽必烈认为儒士不忠、无用.     

完善地方人大述职评议制度的探讨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虽然宪法规定了人大罢免,撤免职务,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质询等"硬性"监督方式,但人大经常采用的是听取工作报告,开展视察检查等"软性"监督方式,使监督工作难以见到成效.述职评议是地方人大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人事监督进行的探索创新,但由于述职评议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评议的主体、程序、效力等方面还有待于完善,如对述职评议的定位、述职评议的主体和对象、评议前的准备、评议会的组织、评议后的处理等问题都缺乏操作性的程序法律规定,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有许多不成熟的做法,不适于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可先在地方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进一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人大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使述职评议有法可依.     

论单位犯罪案件的管辖

自我国刑法明确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以来,单位犯罪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追究单位犯罪行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更没有明确单位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而要追究单位犯罪,首先就应当解决管辖问题.根据单位犯罪的特点,就单位犯罪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问题进行探讨,明确单位犯罪案件的管辖分工.     

试述中国传统的立法模糊性特点

模糊性是中国传统立法的一大特点。作为一把双刃剑,中国传统立法的模糊性在历史上表现出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在中国现代立法实践中,必须通过合理的措施尽量避免传统立法模糊性弊端的发生,维护法律的权威。     

东北亚和解与合作:韩国的作用与角色冲突

冷战后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卢武铉提出的东北亚平衡者外交战略,要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独特作用,更使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有了新变化的可能。在国际事务中,韩国自主外交的"独立意识"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地区安全的战略平衡。同时,在朝核问题、区域合作等问题上,韩国作用的发挥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韩国在各领域的合作。这对呼应韩国自主防卫诉求、培植中韩互信、牵制美日、防止东北亚"新冷战"的发生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胡桃溪市和圣何塞市管理体制的比较及其启示

在城市管理体制方面,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特点,主要的差别和变化表现在其行政管理职务的设置及其与议会的关系上.本文概括介绍了美国城市管理的三种基本体制,对胡桃溪市和圣何塞市两大城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我国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基层工会经费管理工作

经费是工会工作运转的生命线,是工会赖依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做好基层会费收支管理工作,才能保证工会工作的正常运转。     

大国博弈、双层均势的亚洲时刻--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的认知与政策立场

俄罗斯智库对中美经贸摩擦有着独特的认知和期待,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官方立场互为表里。总体上,俄方智库的观点是,在经贸摩擦的背后,是中美两国对军事、政治、科技、地区和全球领导权的竞争;两国的国内议程和对外政策,将因此受到深远影响并产生溢出效应--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两极结构。即使两国会因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在经贸问题上达成妥协,但中方不会放弃获得世界科技领导者的雄心,美方也不会打消遏制中国发展动能的战略意图。俄罗斯应与中国继续保持经济与军事合作,避免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继续恶化,并在亚太地区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俄罗斯政策分析界基于自身利益的演绎,将中美经贸摩擦定性为大国博弈,相应的政策建议反映出俄罗斯以在全球和亚洲分别制衡美中为目标的双层均势策略。俄罗斯将在有亚洲其他国家参与的情景下扮演战略平衡手角色,借中美全面对抗之势,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之外扭转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俄罗斯对亚太国际局势的盘活作用,将催生双边和三边竞合新模式的建立。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