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服务型政府研究览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纵览近年来服务型政府研究，从国内学术界来看，阐释服务型政府内涵大致有以下视角，即政府与公民关系视角，政府职能重塑视角，政府类型历史演进视角和政府工作方式转换视角。而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思路：即理念和文化重塑，职能与结构优化，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运行机制法治化和公共财政体制构建等思路。目前对服务型政府研究还存在三方面不足：即概念有待进一步澄清；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容与形式都还认识不够；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的认识有待深化。鉴于此，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应侧重：一是加强对服务型政府概念的学理研究，二是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的权能定位，三是加强对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体系的研究，四是服务型政府建构与区域一体化研究衔接，五是探索政府应急性服务机制，六是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七是着重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化研究，八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研究。     

浅析关闭折角塞门和提车钩对列车运行安全的危害

本文针对铁路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介绍了列车空气制动机和车钩的工作原理及其与列车制动安全相关的常见问题;从罪与非罪的角度,分析了关闭折角塞门和提车钩这两类铁路典型案件对列车运行安全的危害性。     

组工干部要带头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

组工干部带头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政绩观,对于引导各级干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组工干部必须完善自我,强化修养,在工作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工作机制。注重考核内容的全面性、考核标准的科学性、考核方法的实效性、考察主体的群众性和考核人员的约束性,从而为准确选拔任用干部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牛玉儒为榜样加强领导班子先进性建设

牛玉儒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广大党员要以牛玉儒为榜样,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特点.     

资源平等：德沃金分配正义观

德沃金提出资源平等政策目标是要使经济结构分配给每个公民的资源尽可能是平等的份额,其衡量标准是把每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的价值确定为此人拥有它们给别人的成本。人们不是在福利、机会等方面平等,而是在他们支配的资源方面平等。但是由于每个人拥有不同的人格、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会导致人们资源不平等。而其中的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因素与资源平等的具体责任原则不相符,所以必须通过保险方式来调整,从而保证人们在资源上保持平等,形成社会分配正义。     

余热生辉献大同

马天宝是营口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所属预制件厂的抗日离休干部。1985年离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扬雷锋精神、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去,助人为乐,培育新人,无私奉献,被营口市授予“学雷锋标兵”。作为雷锋生前的战友,马天宝老人始终把雷锋精神牢记在心中。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那天开始,二十多年来,他走到哪里,就把雷锋精神宣传到哪里。离休以后,更是积极主动、全身心地宣传雷锋精神,为周围群众义务服务,受到群众赞扬。为了更好地宣传雷锋,证明营口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是雷锋精神的发源地之一,已过古稀之年的马天宝老人不顾战争时期留下的伤病身躯,每日…     

绿色会计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日渐深入人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现代企业不可回避的发展方向。由于企业是社会经济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企业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可持续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其中绿色会计是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和保证。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战略以系统论、情报本质理论、行政管理理论为支撑,以精确指导为灵魂,以精确打击和严密防范为内容.该战略是新时期指导公安工作的纲领,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在公安工作中的充分体现,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时代要求,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落实,能够确保实现首都社会治安的长期稳定.     

习近平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思想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对法治人才培养工作高度重视,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的任务和要求。根据法学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新使命、新目标、新模式、新机制、新格局,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法学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谁来培养人、培养得怎么样等基础性问题。习近平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开辟了法学教育发展的新时代。     

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

惩罚性赔偿已经成为消费公益诉讼实践中最重要的诉讼请求.但由于其制度功能与权利来源的模糊,导致在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归属以及能否与刑事罚金折抵等方面认识不一、做法各异.私人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于激励消费者发现并制止违法行为,这也是消费者获得超额赔偿的正当性所在,而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在于惩罚与威慑.在功能分化之下,如果认为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是对私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集合行使,将面临诸多技术难题与逻辑悖论.而在私人惩罚性赔偿请求权之外另行设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并不会发生重复赔偿的问题,且有利于制度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