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PLC-TOF-MS代谢组学方法的溴鼠灵毒性作用评价

目的分析溴鼠灵中毒大鼠尿液的代谢特征,揭示溴鼠灵干预对大鼠毒性作用的分子机制。方法通过构建大鼠溴鼠灵中毒模型,采用高效液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HPLC-TOF-MS)获取大鼠尿液代谢轮廓,并用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orthogonal 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tion analysis,OPLS-DA)进行多变量统计分析,找出与溴鼠灵毒性作用密切相关的差异代谢物。结果 OPLS-DA得分图显示给药前后不同时间的大鼠尿液样本代谢物轨迹在各时间段内相似度较好,呈现各自聚类现象。比较溴鼠灵给药前后大鼠尿液样本,筛选出22个与溴鼠灵毒性相关的差异代谢物。结论溴鼠灵主要通过干扰大鼠体内的三羧酸循环、糖酵解、鞘脂代谢和色氨酸代谢等代谢通路发挥毒性作用,且溴鼠灵毒性作用具有累积效应。基于尿液HPLC-TOF-MS代谢组学方法可为溴鼠灵毒性作用的分子机制研究提供新思路。     

计算机网络的保密管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大发展,人们对信息的意识,对开发和使用信息资源越来越重视。但由于网络易受黑客、恶意软件和其他不轨行为的攻击,网上信息的安全和保密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因此,网络必须有足够强的安全措施。     

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区域聚集同时加强的经济学解释——基于跨国公司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球,与之相伴的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区域聚集会同时加强。文章试图找出二者同时加强背后隐含的经济学原理,再从新的视角——跨国公司出发,进一步阐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产业的国际分工与区域聚集同时加强的现象。     

经济转型中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差异与不平等待遇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大量农民必然要转变为工人阶级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转变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一个过渡期,存在身份认同差异和不平等待遇。而中国农民在向工人的转变过程中,不仅具有世界各国在经济转型期的普遍现象,而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致使中国农民在向工人转变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差异和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     

在管制与自治之间的我国公司法

公司的管制与自治是公司法的基础理论问题,管制意味着股东意思自治的空间较小,而自治则意味着股东享有较大的意思自治空间。进一步看,管制分为事前与事后两种模式,结合公司法的立法目的,需要放宽和减少事前管制,但同时又必须强化事后管制。     

参与、对话、共享:试论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

我国控辩关系失衡由来已久:规范维度上,立法滞后、保障不力;实证维度上,控方一家独大,辩方权利萎缩;观念维度上,长期权力本位,辩护权倍受歧视。新型控辩关系构建,须从参与、对话、共享三方面入手。其中,参与机制需要从制度上保证辩护人全程、全面、立体化介入诉讼;对话机制源于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通过控辩对话消除侦控过程的思维碎片化,建立互信、强化协作;信息共享机制源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司法寻租,须构建以控方为主、辩方为补充的信息披露义务,让各方在公开透明的司法程序中公平竞技。     

中国反倾销涉案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征与启示

当今世界,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和贸易体系是推动全球贸易扩张以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模式。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所形成的利益分配和冲突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国间的贸易摩擦。中国已连续多年来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该文通过反倾销数据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指标数据分析了中国近些年来遭遇反倾销的情况以及相关涉案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旨在为相关企业及产业制定应对反倾销的措施提供方向,进而为推动价值链升级提供参考。     

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争论的梳理与剖析

国企改革历来是社会各界分歧最多、争议最大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今年初,世行公布的中国改革报告再次引发国企改革的大争论。我们要想不断推进国企改革,就必须对改革达成共识,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立足历史、放眼世界,搞清国企是什么和为何存在,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认识问题。其次,借鉴国外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要研究中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和适应问题。再次,回归国企的全民所有制属性,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综合配套推进。     

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的三重误读

基于所处时代哲学任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其理论时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鲜有对文化领域的观照。而马克思逝世后,科技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现代性危机的涌现,似乎与马克思理论的阐述都有所不同。如此种种,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文化观、社会发展理论的误读,以及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误判,出现了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过时论等论调。其中,丹尼尔·贝尔则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等大观念为基础,构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却无不映现其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错误。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观和现代性问题三个层面对贝尔的误读进行梳理和回应,可澄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