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组织法治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仍然面临制度短缺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现实的法律与政府的自身改革经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张力。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借助宪政和法治的精神、原则,以法律的方式进行制度重塑,明晰行政改革权的相关问题,实现行政编制的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明确政府职能的目标与定位,健全政府组织法体系,加快行政程序制度建设,重新调整和配置行政权力,使其合乎法治化的要求,破解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体制性障碍,防止行政体制改革失范与无序。     

质疑与反思: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寻找质疑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新理由,应当结合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牵连犯作为刑法学范畴,与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在罪数理论的体系安排上均存在不协调之处。况且从现行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牵连犯的应用也屡屡受阻。刑法学界新近出现的一些观点,通过对牵连犯的概念进行有限的改造,试图维护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亦在逻辑论证和结论证成上存在诸多破绽。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实难在当下刑法学理论和刑法制度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     

论新闻媒体侵害隐私权的法律救济方式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隐私及隐私权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然而,以新闻自由权利为依托的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隐私权则强调个体权利,因此在行使这两种权利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如何在两者的博弈中找到良好的契合点,既能发挥新闻媒体在现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又能保障个人的隐私权已成为立法和司法的当务之急。     

汉代西南夷之"夷"的语境及变化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分析比照,发现西南夷之"夷"这一概念在<史记>中的含义与语境同<后汉书>、<华阳国志>两书存在明显差异.在<史记>的语境中,"夷"是对西南各部落人群的一个泛称,而在<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夷"则演成一个明确的族属类别称谓.本文就造此变化的原因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了讨论,指出<后汉书>和<华阳国志>中"夷"作为与"氐"、"羌"、"越"相并列的族属类别称谓出现之事实,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西南夷"部落人群之族系面貌有重要意义,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研究述评

文化创意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起步,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并在很多国家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这种迅猛发展之势,引起了广大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源自于个人的创造力和天分,人才在其中的作用尤为明显。文化创意人才的研究,既能使人的潜能得到发掘,又能通过人的能动性获得经济价值。     

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沈筠事迹考

本论文通过发掘传世文献以及新发现的史料，尝试考察并复原了长期湮没无闻的清末浙江平湖乍浦出身的文人沈筠（沈浪仙1802--1862）的事迹。指出：无论从沈筠所编著的有关日本著作的数量以及涉猎的范围来看，还是从他研究日本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沈筠都当之无愧堪称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之一。     

政治——行政关系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知识社会学关注于思想的演化，并以社会-历史背景与社会群体为基本观察维度，这使得它具备了对思想“精确论述”的一定能力。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经历了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与决策－执行二分三个阶段。社会-历史背景现代化进程的深化与学术共同体的努力建构是这种变迁的主要动因，它们促成了外显为普遍性公理、自然科学化、公理与数理逻辑等学科科学化的公共行政现代性思维的传承。     

论知识经济时代空间隐私权的侵权法保护——以美国侵权法空间隐私权保护为启示的研究

空间隐私权是围绕隐私空间保护而形成的人格性权利,其所针对的是对隐私空间的不法侵入而非隐私信息的不法传播。在知识经济时代,公民隐私空间的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之挑战。我国侵权责任法已经出台,其中确立了隐私权的法律地位,但对空间隐私权却只字未提。因此有必要对空间隐私权的法律定位、侵权类型、责任构成进行研究,在借鉴外国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我国的空间隐私权保护制度。     

马克思的革命旨趣与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蕴含着马克思毕生革命旨趣的新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改变世界的思想基石。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只是观念地呈现了历史的发展过程。为了回到现实的历史,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来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性,以揭露社会生活中复杂的现实矛盾。从思想史背景上讲,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受到了费尔巴哈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又提升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赋予唯物主义一种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效用,从而为现实的人的自由与解放提供了历史路标。     

论刑事诉讼证明的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排除合理怀疑”正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的一部分.英美法系国家有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否应当定义以及如何定义方面存在诸多观点,而我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环境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因此应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新标准的内涵,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并且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规则,以便其更能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