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解体后的“核遗产”及核扩散危机

苏联解体后其庞大的核武库也一分为四,在核武器系统、核材料、核科学家及核技术等三个层次都出现了失控的核扩散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从各个方面给予了大力援助,使前苏联庞大的"核遗产"得到了妥善的处理。因苏联解体而一度出现的核国家增多的问题得以解决,核扩散危机也基本得到消除。这不仅有效地捍卫了国际核不扩散体制,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补充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也是重大的贡献。当朝鲜和伊朗核问题屡成危机而长期困扰国际社会时,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禽流感病毒等RNA病毒鉴别基因芯片的制备

将克隆和鉴定的AIV的HA、NA、M、NS、NP基因以及NDV、IBDV,IBV的保守基因片段作为探针,同时以克隆的GAPDH基因作为阳性对照,利用芯片点样系统spotArray<'TM>24将探针与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和空白对照按照设计好的阵列点在基片上,制备了AIV等RNA病毒诊断芯片,并从点样条件和杂交条件两个方面进行了优化.结果显示,探针浓度在300～1 200 μg/mL时点样,Cy3-dUTP终浓度为0.05μmol/mL,杂交温度在42℃,杂交时间在8～12 h时,杂交信号比较理想.该方法对20份已鉴定的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检出率为100%(20/20);10份现地送检的疑似AIV样品的检出率为70%(7/10),检测结果与RT-PCR和鸡胚传代分离鉴定的符合率为100%.结果表明,制备的DNA芯片可有效诊断上述病毒.     

警察职业、职业警察与警察职业化

警察职业是在社会分工出国家这一组织形式的时候,为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有了警察职业,并不意味着职业警察就产生了。职业警察,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需要建立新型警察制度时出现的。职业警察的产生标志着警察走上了职业化发展的道路。对照一般职业化和世界警察职业化发展的要求,我国警察还存在着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为此,我国警察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职业化发展的道路。警察职业化是警察正规化的必由之路。     

论警察权运行的原则

现代法治社会都严格规范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警察权的运行,防止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警察权的运行应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原则两大方面。一般原则是警察权运行的目的和价值,应坚持人民主权原则、法治原则、人权原则和公共原则;具体原则是保障一般原则实现的原则,应坚持司法控制原则、程序原则、平等对待原则、责任原则、比例原则和及时、高效原则。     

以共同育儿为业:跨越儿童抚育的家庭边界——以一个城市社区的“抱团养娃”实践为例

本文聚焦于城市化背景下的抱团养娃实践,深入探讨在抚育职责被家庭化的当下,抚育实践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跨越家庭的边界。以社区共育为基点,妈妈们的努力既从私人层面上为在陌生城市中资源不足的小家庭找到更多社会支持,又在公共层面上带动孩子们以温度和情感重塑社区认同、黏合社会转型带来的制度缝隙,体现出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支持力量。以共同育儿为业背后,是女性试图在既有的结构约束下找到被私人化的抚育照料重担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连接点,在本研究中体现为共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共育友好空间的营造、亲子活动内容的生产和共育文化的建构四个方面。这为思考如何将社会重新带回抚育实践中提供了想象,也拓宽了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解。     

邓小平对马克思跨越发展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邓小平对马克思跨越发展思想的继承表现在：邓小平提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道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其理论突破性表现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极大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交通事故中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与精神伤残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后精神伤残等级评定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157例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后精神伤残的鉴定案例,根据鉴定结论分为轻度组、中度组和重度组。对3组的一般人口学资料、临床病史资料、鉴定资料进行比较,并以上述资料为自变量,以组别为应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3组一般人口学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昏迷时间、颅内出血区域大小、工作能力、家庭职能、社交功能、生活自理能力、智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颅内出血灶、家庭职能、社交功能、生活自理进入logistic回归方程。结论颅脑损伤的严重程度对后遗精神伤残有一定影响,鉴定时伤者的家庭职能、社交功能和生活自理是决定伤残等级的主要因素。     

关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思考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履行社会责任的范围、数量与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规律。现阶段应积极探索促进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策。     

论中国法理学的实践转向——三十余年法理学学术史考察

随着中国法理学界对改革开放30年抑或建国60年学术总结的逐渐降温,针对现有材料做一番综述的综述就显得殊为必要。在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已有综述尽管涵盖宽广、视角多元,但是总的来看忽略了对整个学科思维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缺少了对实践转向的揭示。由此,本文力图在学术史的视角下,归纳出三十余年中国法理学转向的两个层次:学科整体与法学实践剥离到契合的转向和学科内部从单一宏观到多元微观的转向,并提炼出支配学科转向的实践主导意蕴。     

创制中央地方互动程序规范的宪法思考——基于研究历程的反思和尝试

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是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政策制定、利益分配,事务管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进行交流沟通,形成共识的互动关系.这种权力交涉关系的程序法制不仅对于既定的权力关系协调顺畅的实现具有维护作用,而且对于将来的权力关系的优化也具有积淀作用.建立在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之上的互动程序规范,对于建设在实现中央地方政府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更加认真和积极的对待.要更加自觉地将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其中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的互动程序规范的创制,开辟中央地方交涉互动、审议沟通并凶此促进有关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及其调整建立在更加民主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手段、方式和途径,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组织体制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和贯彻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