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确定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复议程序,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这使得关系到交通事故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责任认定没有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旦错误,将会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从理论与实践上分析研究了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弊端,提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救济途径.     

"废统论"可以休矣

台湾当局在历史上从未要求独立建国,而坚持主张其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因此并不存在"国家承认"问题.即使台湾当局宣布"废统",也由于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而无法有效建立新国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台湾地区因不具备国际上曾经发生的国家分离实践的客观条件而不可能真正从祖国分离出去.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和平统一既是两岸人民的意愿,也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智能互联网的法律风险及其立法应对

智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了诸多变革,虚拟社会、人机互动、算法规则使得现行法律制度面临一系列风险和挑战:法律价值上,传统法律正义观难以衡量一些抉择;法律关系上,既有的法律规范无法涵盖和调整一些新权益;法律适用上,司法制度遭遇障碍,等等.出现这些挑战的症结在于现行法律的过度滞后,除了法律天然的滞后性,保守的立法原...     

德国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网络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与立法规制也成为法律视野中的重要问题。德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上延续了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但同时颁布了《多元媒体法》进行专门的立法规制。从与美国的网络言论规制比较来看,这是由网络言论的双重属性决定的,也与德国在网络言论保护上的价值取向和传统言论自由保护的方式有关。我国应从此两个方面入手,结合自身特点,实现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和立法规制。     

民主宪政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民主宪政是中国自清末立宪运动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而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美好理想,这两大目标紧密相连,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了和谐社会,才能为我国的民主宪政的孕育发展奠定基础;只有实现民主宪政,才能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和健康发展。民主宪政与和谐社会的实现须尊重和保障人权,树立宪法至上的权威和司法公正。     

欧洲Living Labs创新模式对中国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园区建设的启示

信息技术融合与发展为科技创新模式嬗变提供了新机遇.主要介绍了欧洲Living Labs网络、Living Lab创新模式,包括其概念的提出、发展历程和组织模式,并以马德拉Living Lab为案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种以用户为中心、整合与协同各创新要素、搭建面向应用的创新平台的创新方式,与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创新园区(AIP)的探索殊途同归,经验可供借鉴.欧洲Living Labs网络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浅谈企业文化建设

培育和建设新时期的现代企业文化,必须重视主体思想建设,特别是企业领导者的思想建设;必须加强工作网络建设;必须培育适应新时期发展的文化心理,并实现文化的不断创新。     

西方现代行政问责体系及对我国行政问责建设的启示

本文以西方现代行政问责范式中较有代表性的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为研究对象,研究每种问责关系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行政问责研究及实践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对构建我国行政问责体系可以借鉴的经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密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0年是实现全面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执政党兑现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之年。脱贫攻坚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民生发展彰显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强劲优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制度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支撑,需要构建精...     

Where the Action Is: Macro and Micro Justice in Contract Law

In contemporary private law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cro’ 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the ‘micro’ site of interpersonal transactions remains under-explored. In this paper, I draw on the ‘macro’ theory of justice articulated by John Rawls and offer an account of ‘micro contractual justice’ that helps us understand how the micro domains of contracting introduce particular rela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infusion of distributive considerations into contract law, resulting in constrained conception of ‘relational Rawlsianism’ operating in contractual domains. My framework provides a bridge between the macro and micro, helping us understand how they are in various senses separate yet interlocking, and also provides a ‘third way’ between all or nothing positions on the plac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