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索检验技术研究

绳索物证在案件现场出现率越来越高，为利用绳索特征区分绳索类型，排除其他类似绳索，推断犯罪嫌疑人的条件，选取案件现场多见的68种绳索样品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绳索的外貌特征：颜色、直径、编织结构、形态等指标均随种类不同而特征组合不同，绳索的纤维颜色、形态、配比、直径和强度也有差异，通过分析这些指标可以区分绳索类型。     

司法拍卖改革方向的检视与展望

司法拍卖是法院依法对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涉诉财产处置的一种执行权。司法拍卖改革可以很好地提升司法公信力，满足时代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目前，涌现出重庆、上海、浙江、最高院四种有代表性的司法改革模式，不同的模式体现出不同的改革理念和力度，也存在各自的优缺点。从司法拍卖改革的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入手，通过对其进行剖析，提出了司法拍卖改革存在的几点问题，探究司法拍卖改革的合理路径，展望司法拍卖的改革方向，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地方政府公共预算研究——深圳与香港的比较（2008）

本文以《深圳市2008年部门预算》和《香港2008年财政预算案》两个文本为基础，结合深度访谈，对比了深圳和香港两地公共预算在公开性、自主性和问责模式三个维度上的差异，并试图找出两者差异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深圳市公共预算的公开性弱于香港，而自主性大于香港，问责模式较香港有根本差异。究其原因，是因为深圳市预算维持着一种“产出绩效”的绩效观，而香港预算案遵循“衡工量值”的原则。不同的绩效观导致了不同的预算编制原则，不同的预算编制技术，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自主性，进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公开性，催生了不同形式的问责模式。本文还讨论了三种预算问责模式，提出了“核心预算问责机构”的概念。     

中国高校领导力建设的国际化模式

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国际视野、民主意识、团队协作态度直接影响着学校发展的方向。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建设与提升，将为大学的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大学领导力提升的国际化模式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中国大学的领导者应与世界各国大学校长、专家、学者、同行开展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论“人肉搜索”立法的价值取向

“人肉搜索”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人们借助网络通过沟通和交流来查找与发布信息，网民之间相互帮助，探寻事实真相，必要时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与弘扬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丑恶。这是互助与正义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网络时代的必然实践，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近年来的实践效果表明，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和伦理价值远大于负面的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要充分相信广大网民整体上的道德素质和自律能力。如果对“人肉搜索”立法，就要有利于这一伟大实践的进行，并对其加以科学引导和合理规范，特别是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而不是限制这一实践的开展。     

论税务机关征管、税制因素与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也叫纳税人遵从或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必须遵照并服从税法的规定来按期申报、按期足额缴税。税收遵从是依法治税的体现，只要存在税收，纳税人就必须要按税法规定来履行纳税义务。影响纳税人遵从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纳税人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另外，税务人员本身的执法与服务水平、税务机关征管模式、税务机关的征管与处罚力度、税制简便程度等因素也影响着纳税遵从。     

从"九一○宜黄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范围、问责层次和运行机制诸方面的改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目前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足之处亟待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发展中的困境,发展的路径探索是我们亟需认清的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下国企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以上海张江集团公司为例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为此进行积极探索：在思想认识上,强调＂四个维度＂;在具体实践上,形成＂三种领导体制＂和＂四套工作机制＂。这一成功经验对其他国企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免费“110”电话制度绩效分析——政府经济学角度

"110"电话是公安部门服务人民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也是政府服务职能的体现。"110"电话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安全,预防犯罪的发生。然而"110"电话作为免费公共资源,无效报警电话已经越来越常见,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了"110"正常职能的行使。由此,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110"这种"公共池塘"悲剧产生的原因,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角色分析——从刑讯逼供切入

在诉讼中法官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制度的实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前法院角色在刑事逼供问题的解决上存在局限,譬如现行角色与刑事逼供处理的证明责任机制的冲突,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冲突,与审前司法授权机制的冲突.形成这一角色的原因有多种,譬如公检法一体化的诉讼构造、被告人程序控制力的低下、在司法体制上的法官不独立、错案追究制、法官的管理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