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中层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分析与路径思考

高校青年中层后备干部是高校的骨干力量,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后备干部队伍是加强高校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文章在对青年中层干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健全选拔机制、丰富教育内容与形式、拓展实践锻炼平台、实施备用结合的动态管理等4个方面,提出了加强高校青年中层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日本国际私法发展的最新动向研究

日本国际私法在解决涉外法律冲突方面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和较为显著的特色。对日本国际私法的最新发展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香港与内地法院间对判决的相互承认及执行

在香港回归以前,由于国内判决只享有"外国判决"的地位,因此在香港只能按照普通程序执行。香港回归以后,根据《外地判决(交互强制执行)条例》所订登记制度的规定,却不能适用于内地判决。基于此,讨论了在大陆和香港两套法律体制并存的情况下,怎样承认及执行双方的民事判决,以及由此所遇到的困难和产生的问题。深入研究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两份文件,并通过与其他国家处理国内区际司法协助的做法以及香港回归以前所适用的国际条款作比较,推导和分析了回归后国内与香港特区之间在司法协助问题上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由于药品专利的垄断性,使得药物价格居高不下,已经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者加剧了该类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平衡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与专利药品关系,正确、适时、合理地运用强制许可规制,有利于缓解药品专利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紧张冲突。     

亲属免证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亲属免证权含有丰富的法律价值,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却是空白。应借鉴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别制度,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传统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到今天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不是原来绝对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包含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犯罪实质面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论行人不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现行刑法没有限定交通肇事罪的主体,由此产生许多争议,其中包括行人是否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的问题。认真分析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表述的细微变化,会发现理论界将行人纳入交通肇事罪的主体违背立法原意,无论是从外国立法考察,还是从法哲学进行分析,行人都不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WTO的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对我国政府观念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后,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就是政府的行政管理制度与活动。面对这一挑战,除了加快行政法制改革的步伐之外,转变政府观念使之适应WTO的要求也十分重要。而中国固有的传统行政文化与WTO的原则及价值体系却有诸多难以相容之处,这决定了观念的变革是艰难的,也是必然的。     

推进文化经济互动 落实科学发展战略

文化经济观揭示了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发展趋势,指明了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战略举措,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和运用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大力推进文化经济,真正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

在对待理性与社会发展秩序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唯理主义的建构论理性主义,另一种是进化论理性主义或渐进理性主义。前者认为,理性是一种绝对之物,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可以控制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理性是社会秩序生成的根源,社会秩序印规范、制度和社会组织,是人的理性设计的结果。而后者认为,理性不是万能的,理性不能超越经验理解自身,理性具有一种不及性,理性发挥作用的程度和范围有限,社会秩序不是人的理性设计和审慎思考的结果,而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是累积性进化的结果,是人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自生自发的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社会秩序才是最好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超越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渐进理性主义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