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循环经济在我国尚属于新鲜事物,我国对发展循环经济在理论与实践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应从制度规划、立法实施、发展科技、宣传教育等方面着手,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宪法中刑事诉讼制度的规范分析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问题,因而刑事诉讼与宪法的关系相当紧密。其中基于宪法国家根本法的地位,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和原则都可以在宪法规范中找到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为刑事诉讼制度提供了最高效力的法律支撑,宪法是刑事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础。同时也应当看到宪法所提供的支撑还不充足,有继续加以完善的必要。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融合,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实现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互补关系,且三地政府也注重在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但当前的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较低、制度间协调不足和专门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在协同发展理论指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合作的重点是打破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建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养老服务法治化水平和加强新兴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贵州民族古籍文献抢救整理的紧迫性与对策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资源极为丰富,但面临着流失和失传的危险,因此,要提高对抢救民族古籍文献紧迫性的认识,加大征集工作的力度,建立数据库,加大经费投入,建立专业队伍,并做好少数民族古籍的宣传和利用工作。     

论后冷战时代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中美海权合作

海洋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其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作为传统的海洋强国,美国充分认识到其霸权是建立在对海洋控制的基础上的。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强化了对海洋的控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并开始大力发展海权。作为连接中美两国的唯一地理媒介,海洋事务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程。两国在海权领域不仅有矛盾,也有合作。由于太平洋成为世界海洋体系的轴心地带,中美两国成为世界海洋战略格局中的主要国家,这种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美海权合作主要包涵科技、经济、安全等领域,并且由于主客观因素,中美海权合作有深化的趋势,未来有可能成为推进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动力。     

新公共管理语境下的服务型警务构建

新公共管理理论源于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是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其基本思想为：政府的管理职能是掌舵，应当以顾客为导向，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适当分权，让公众参与管理，并且对政府管理行为进行绩效评价。这些理论对公安机关的警务工作具有一定适用性，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构建服务型警务模式的路径选择有：科学定位职能，突显警务模式的服务性；构建参与式警务模式，实现警民共治；借鉴“3E”思想，强化绩效评估和成本效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进警务社会化：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推行阳光警务。     

柏拉图与大战略的历史源起

大战略是人类社会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可从历史深处发现某些大战略思想的源头。柏拉图是西方大战略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起点，他不仅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战略家，也是当时地中海世界人文主义者集团的政治领袖。他用自己的知识论创立了人文主义大战略的纲要，并通过实践哲学加以检验，以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柏拉图最早揭示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理性是人和社会生存、进步乃至产生文化、文明和科学的源泉。但同时，人类的历史也是反理性的历史，理性与反理性的斗争是世界历史的主线。柏拉图所创建的“雅典学园”是青年政治领袖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文主义政治家。柏拉图去世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雅典学园”的指导下，按柏拉图“共和国”思想描绘的宏图远征波斯，写下了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学意义上说，柏拉图的大战略是对古代人文主义集团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和结晶，是针对古代地中海世界统治集团的策略而制定的反制战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则是充分借助了统治集团的大战略而实施了人文主义大战略，从而取得了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任何一项大战略，总会伴随着一项反制战略。在当今这个“大战略时代”，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深入研究、理解和认识大战略。     

对公安派出所档案管理创新的思考

在整个社会呼唤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公安派出所档案管理同样需要创新,这可以提升公安派出所档案管理的层次和水平,对加强公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出所档案管理创新的途径包括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中央银行角色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屡屡受到挑战与质疑。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与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才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力工具。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践中,首要问题是明确监管主体。目前,尽管中央银行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实践中的政策地位不尽相同,但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决策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三种模式,且各具优缺点。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性视角出发,通过两种政策的辩证关系分析和国际经验借鉴,探讨了中国人民银行以主导者角色参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可行性及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