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吉图区域发展战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研究——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分析

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创新与否直接关系到区域发展的成效。但创新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过程,成功的创新是一个可以延伸的过程。本文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0~2012)获奖项目为分析对象,探索长吉图发展战略下的地方政府创新的路径选择,寻求基于经验分析与行政创新延伸的有机结合。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创新应以效能、协调、合作、稳定和可持续为核心,从行政管理能力、经济规划能力、公共服务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区域发展能力等五个方面寻求创新之路。     

利玛窦对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批判——兼与方以智的观点进行对比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较为重要的事件,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天主实义》为主要文本探讨利玛窦对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可知,利玛窦系统批判了“三教合一”思潮,并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与方以智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研究利玛窦对于“三教合一”思潮的系统批判,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提供一些启示.     

马克思早期的批判路线:历史主体的交织与嬗替

马克思早期构建了两条批判路线:一是以"绝对自由""哲学"和"人"等等为动力与主体的精神运动路线,即通常所谓的异化论批判;二是以"人民"和"无产阶级"为动力与主体的物质运动路线.异化论路线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本质"的"异化—复归",其形成起点是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以"绝对自由"为"征服世界"的"心脏"的"哲学".在《神圣家族》之前,"异化—复归"路线一直并行于和嵌套着唯物主义批判路线,到《巴黎手稿》时被全面运用,并与唯物主义路线纠结为历史运动及其主体的四层嵌套关系,造成了尖锐的逻辑冲突.由于马克思从批判初期就逐步引入了历史运动的物质主体和动力,从而突破了种种虚假精神动力的束缚,并最终在《神圣家族》中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异化—复归"路线则因其内在缺陷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陕西省的治理实践来看,我国农村仍存在生活污染、种植业污染、养殖业污染、工业污染等问题;从总体看,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进展不平衡、长效机制不健全、推进速度有待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职能不足,农民环保意识不强、生产生活习惯改进难,资金投入不足,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宣传力度不够。根据陕西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农村生态环境善治的有效途径。     

论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阐释.毫无疑问,在卢卡奇的这部著作中,将总体性的辩证法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所在,并且贯穿始终.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出现了变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而且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功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卢卡奇拿起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革命性武器,对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对经济决定论和暴力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动力因素的存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尽管我们也不能忽视卢卡奇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理论缺陷,即没有在根本意义上超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但无疑,卢卡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生活化探索

工布地区宗教氛围浓厚,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宗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渗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基于已有的文献和实地调查,通过比较分析、实证分析和综合分析,结论为:工布地区农村居民大部分都信仰宗教,并且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宗教的长期存在,使得一些宗教性的习惯已经融入农村居民的生活中。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状态,使得社会很多方面的发展都与宗教的发展息息相关,宗教信仰融入人民的生活中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农村居民素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宗教信仰虔诚度。但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依然使得工布地区农村居民的信教比重维持在一定的高位。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效融合。     

《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国内适用问题研究

通过比较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国内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管理办法》,列举出中国海员职业保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对讯问的影响及对策——基于两次实证调查的思考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施行。通过2013年的实际调研我们发现,公安人员在实践中对法条中规定的"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的认识和态度还存在问题,而通过2016年的实证调研,我们发现上述认识上的问题依然存在。有鉴于此,在制度上,我国还应当进一步明确界定"刑讯",合理设定"威胁、引诱、欺骗"的使用限度,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对民警来说要提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     

信用的权利化及其民法保护

在我国，信用权利化的提出有着特定的立法背景。通过对信用法律调整历史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信用的内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关注主体在伦理道德方面信守承诺的情况，扩展到主体的综合经济能力。现代民法对信用的调整以社会对主体的信用评价为核心，信用作为社会对主体综合经济能力的评价，已非主体性要素，且已从“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外化为“客体化的人格要素”，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独立性的人格要素。因此，有必要也能够将信用权利化为具体的人格权，以确保民事主体获得客观公正的信用评价。     

再论社会危害性——对犯罪本质理论的批判

针对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批判由来已久,但不管是否定社会危害性的观点还是用其他概念替代的观点,如法益概念,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真正有损于犯罪认定的,并不在于这一概念自身的内容是否具有规范性,而是其背后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刑法学的研究不应纠结在何谓犯罪本质上,而应围绕着犯罪成立要件而且围绕着确认犯罪成立的最后一项要件展开。以社会危害性说为代表的犯罪本质论,实质是将追问犯罪的本质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且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依赖于对社会危害性的笼统证明,这损害了犯罪认定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因此,只有取消社会危害性所代表的犯罪本质观念,才能在犯罪认定标准中确立真正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