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法律全球化的谋略与中国应对

旧有的法律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攫取世界霸权在法律上的反映,表现在法律上的谋略为西方法律霸权主义。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下,新兴发展国家和弱小国家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表现在法律上的谋略为法律全球多极化。中国面对西方法律霸权主义要勇于捍卫自己的利益,对于符合自身利益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法律要能够包容。中国应当坚持弘扬传统法律文化,坚持和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加强法治现代化建设,提高对外法律沟通的能力,提高对霸权行为的反制能力,加强一带一路等多极化发展路径的法治化建设。     

论以改革实践凝聚改革共识

社会实践是社会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因此,必须重视以改革实践凝聚改革共识。可以说,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凝聚改革共识是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以改革实践凝聚改革共识必须做到,以增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凝聚改革共识;通过改革试点探索完善改革政策,建立改革共识;以尊重和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凝聚改革共识。     

党政体制改革的探索与优化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全面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得益于中国特色党政体制的有效运行。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党政体制改革,是着眼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党领导一切、统筹全局的大背景下,以治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为视角总结党政体制改革经验,可以启迪我们不断优化今后的党政体制改革路径,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借鉴。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通常发生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兼具了一般环境问题的共性特征,同时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致使传统的属地管理模式效率较低,亟须寻求新的治理方式。协同治理作为新兴的治理模式,契合了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要求,能够发挥协调各方、平衡价值的功能,有助于促进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理解和内部合法性。因此,将协同治理嵌入跨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促成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需要就理念、法律、组织和制度等路径进行探索。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否可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案例研究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已在上海正式实施,但强制分类是否可行以及其可行性受哪些条件的制约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政策工具的理论视角下,使用政策网络的研究途径,在借鉴国内外已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垃圾分类这一特定主题可概括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强制性工具在垃圾分类中的适用性由地方政府和政策网络两组变量决定,其中前者包括地方政府能力和政策营销两部分,后者则由网络规模、网络的开放度、权力关系、凝聚性和连接性等五个具体变量组成。通过对江西省东阳乡和我国台湾地区台北市两地的垃圾分类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能力是强制的先决条件;地方政府能力强且政策网络适宜时可适用强制;地方政府能力强但政策网络不适宜时,通过良好的政策营销可以减少来自政策网络的阻力,进而使强制分类可行。除本文探讨的主题外,社会治理与垃圾强制分类、差异化的操作模式以及如何通过政策营销重塑政策网络等问题都值得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以法治中国建设凝聚改革共识

全面推进和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要注重以法治中国建设来建立和凝聚改革共识。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要求是推进科学立法、实行严格执法、实现公正司法、做到全民守法。以法治中国建设凝聚改革共识,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的价值、目标和路径共识,以法治建构改革中的利益共识,以法治建构改革主体行为取向的共识。     

美国流域治理与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启示

为应对水体污染,促进河流、湖泊和湿地健康,美国自上个世纪70以来逐步发展出一套由行政机关、检察官和公民社会主导的多元治理机制,在流域保护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为我国提供借鉴。我国在面对两化叠加治理难题时,应确立融合平衡理念,进一步创新环境治理手段,拓展司法保护机制,同时完善协商和解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     

司法改革视野下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改革新思考

检察业务考评对驱动检察机关职能发挥、实现检察机关价值有重要作用。在本轮司法改革前,我国检察业务考评机制呈现层级化运作方式,由上级院考评下级院,检察官个人不作为考评主体;此后,各地在层级化考评运作下,探索构建对员额检察官个人的考评机制。我国检察业务考评的发展回应了检察改革实践,但尚未充分适应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要求,尚未做到完全按照检察规律办事,急需创新制定适应司法改革的考评措施。应从层级化考评的完善、创新设置个人考评、考评的组织与程序三方面进一步改革。     

刍议合同中的严格责任

合同中的严格责任有对有过错与无过错者同罚,有不利于实现合同正义、不利于准确认定责任等缺陷,但它也有促使当事人严肃对待合同,利于合同的严肃性等优点。只要采取一些方法来弥补缺陷,其确立必然会稳定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