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碳社会的核电依赖与法政策

为了实现《京都协议书》的温室排放目标和最终实现低碳社会的目标,日本将能源立国作为基本国策,注重发展原子能发电,以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结果导致对核能发电的依赖。由于日本是个岛国,地震等自然灾害多发,使核电站集中建设带来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争议的焦点。市场经济下电力公司的民营化与确保社会公益事业安全性的国家干预,成为核电发展的矛盾所在。因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可能成为日本核电发展的转折点。核电问题上的居民自治与信息公开的进步,核电站建设的暂时停滞与高端安全技术的发展,后京都时代全球温暖化对策的调整,核电危机的应急体系与管理机制的完善,都成为日本当前法政策的重要课题。而日本核危机对我国核电发展战略的影响以及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也是我们需要检讨的课题。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软实力发展

文化软实力包括制度文化软实力和观念文化软实力两个部分,优越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制度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具有文化软实力特征: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面临一些困境。只有走出困境,才能更好地展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软实力。     

桥头堡建设,需把握三个方向做好三件事

云南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航标灯。该文针对桥头堡建设提出要把握好三个方向,即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旅游产业发展方向、华侨华人资源;做好三件事,即充分运用好国家政策、实施人才战略、做好桥头堡品牌推介。     

山东省机械企业一线职工收入分配状况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

经调查,2007-2009年近三年来,山东省机械企业一线职工的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偏低,职工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职工对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参与度低,职工对收入分配不公平反映强烈。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乏力、企业内部工资决定机制设置不合理、工会组织发挥作用不够等。改进的对策和建议是：加快修订和完善企业工资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措施和手段;指导企业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分配机制;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调节企业收入分配中不可代替的作用。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民土地利益格局重构

农村社会转型,尤其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地流转和大量被征不可避免。现行的土地制度缺陷,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农民土地利益,这必然诱致农村土地制度再次变革和土地利益关系的重构。     

保障教师队伍健康发展的《工会法》思考

教育的主体是教师,高职院校教师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会承受更大的来自学生、学校与社会的压力。本文在分析高职院校教师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结合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探讨高职院校工会在保障教师队伍健康发展方面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宪政之下的直接民主——基于德国公民投票制度理论与实践之反思

德国法理论认为,公民投票是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对其制度的设计,应更多地考虑其权力的属性。德国对公民投票制度的引入非常谨慎,在联邦层次基本上否定了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权力运作的可能;在州和地方层次的公民投票的范围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公民投票还要受到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     

海峡两岸刑事管辖冲突及解决路径

我国海峡两岸刑事管辖冲突在法律上体现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层面的分歧。互涉刑事案件引发双方管辖权冲突的情形可归纳为五大种类。冲突的产生根源于历史形成的政治分野,也有具体法律规定以及现行司法实践层面的矛盾。坚持一个中国,面对现实、有利两岸人民,便于诉讼程序合理、顺利、高效进行等原则应该成为解决争议的基本原则。化解冲突的具体途径应以犯罪行为地管辖为主,实际控制管辖为辅,法益受损严重方管辖为补充。在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上,两岸官方可以采取事先明确授权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会)的方式提升其签署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双方遣送涉嫌犯罪人的条件;司法互助的具体主体可由两会扩展到两岸城市之间的司法机关。     

论法律行为无效后的财产返还

法律行为无效后,如果双方已为给付均有返还可能,则相互返还。但在一方所为给付客观上无法返还时,很难采用既符合逻辑推理、又符合公平观念的一般准则予以处理,只能根据行为无效的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相对无效行为被撤销后,应充分考虑撤销权人的利益保护,而我国司法实务对某些已经实际履行的绝对无效行为在价格确定上采用＂无效行为当有效处理＂的原则,有其合理性。此外,应将民事上的财产返还与行政上的处罚分开。赠与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时,应当参照双务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原则,未履行者不得再请求履行,但已经履行者,赠与人不得请求返还。     

再造中间层: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传统时期到税费改革之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宗族和乡村基层政权作为中间层的间接治理模式。税改后,以保障个体权利为核心、强化基层代理人监控为目的、将国家权力直接对接农户作为组织机制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基层政权的角色与行为,削弱了基层政权治理能力,造成了中间层的缺失,给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