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解读

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其从历史分析与理论论证的角度为美国的东北亚政策提出了"离岸平衡手"的解读与构想。然而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的东北亚政策正朝着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方向发展,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攻自破。     

寻找“世纪迁徙”中的数字路标——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前瞻

媒介素养赋予人们信息社会的生存之道,且关乎全民素质的提高。在媒介素养教育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之时,身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双重边缘群体——农民工,也急需开启媒介素养教育之门,藉此找到信息社会的路标,有效利用大众媒介,推动自身继社会化进程。     

大学生性别因素与互联网互动服务使用行为的关系研究

本文具体针对Email、BBS论坛、即时通讯工具三种互联网互动服务使用行为,对368名大学生上网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使用互联网对外联络功能、使用Email联系现实中同学和朋友、使用BBS的获取资源等部分互动服务使用行为有相关关系,这为细化互联网使用行为,进一步探讨媒介使用者特征做了铺垫。     

公安执法环节发生非正常死亡问题研究

公安执法环节发生非正常死亡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前公安执法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环节。公安执法中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成因较为复杂,本文仅从公安内部管理、民警及当事人自身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学习教育、转变执法理念、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检查力度、狠抓制度落实、实践科学发展,切实增强各种意识等预防非正常死亡的对策思路。     

The Basic Direction of China's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In 1991,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released the white paper Human Rights in China, which promoted China's progress towards an era of protecting right...     

组建职务犯罪专门侦查机构的设想

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是人类社会的"毒瘤",也是每个国家(地区)始终打击的对象.为了打击职务犯罪,有的国家(地区)规定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也有的国家(地区)组建了专门的侦查机构.从法治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出发,并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组建专门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     

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企业责任

儿童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好奇心强以及消费行为活跃等原因,成为网络环境下企业收集和处理个人信息的主要对象之一,这往往导致其隐私权等权利面临更为复杂的受侵害的风险。尽管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法律制度以及行业自律规则中都规定了企业尊重和保护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人权责任,但是当前企业运营各环节的实践活动却缺乏符合儿童特殊需要的、覆盖所有儿童主体和整个信息生命周期的系统性规则,不仅忽视了儿童群体因年龄、性别等方面的能力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保护,也忽略了监护权与儿童独立隐私权、保护与促进参与发展的平衡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儿童在网络环境下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应促使企业在保护儿童的网络隐私权方面,针对他们特殊的心理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儿童的隐私保障政策、细化监护人同意制度,充分开展儿童网络隐私权的影响评估,为儿童网络隐私权提供技术和网络素养的赋权,促进其更好地利用网络技术,全面实现发展目标。     

“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面临的报复社会型风险及其对策

江苏省近几年及“十一五”期间面临投毒、爆炸、杀人、劫持等报复社会型风险。这些风险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应对这种风险的措施有:讲求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多管齐下,健全社会支持网络;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众的“侵犯焦虑”;“疏”、“堵”结合,控制报复社会型犯罪渠道;运用大众传媒,进行必要的信息控制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防卫,保护重点人群和场所,管理好外来人口。     

空气质量日报中的空气污染指数

空气污染指数（ＡＰＩ）是美国环保署于７０年代研究开发的一种用于表示每日空气质量状况,并易于为大众理解的报告方法。空气污染指数和级别概念已被很多国家或地区采用,但在具体级别限值和等级划分上因各国国家环境标准差异而有所不同。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博弈分析

公共物品的自愿提供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已有研究者从博弈论与实证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较少有学者考虑效用函数对公共物品提供问题的影响.基于对效用函数的回顾,建立了考虑社会效益这一因素的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对公共物品私人提供进行了博弈分析,得出结论:引入社会效益这一非物质性因素使得可以通过行为主体的自愿提供使公共物品的提供量达到帕累托最优;随着行为主体的数目的增多,要实现通过自愿供给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降低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主体效用所产生的贡献水平;当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主体为很多时,要实现合作,通过自愿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则要求社会效益这一因素成为行为主体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