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严格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有关死刑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严格执行刑事程序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在客观上达到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视角,探寻对死刑进行有效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     

英国、加拿大、欧盟的情报主导警务实践

为了减少犯罪,增加公众安全,英国肯特郡警察局于1993年开始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探索,具体做法是在警务决策程序的关键环节设计了一项情报职能,并要求各个警区普遍建立情报机构,调整专业人员,提高情报分析能力。该模式的推广应用,带来了犯罪率的明显下降和警务资源的节约,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警察部门积极、理性应对犯罪的能力。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情报运用已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情报工作只与战术行动有关。20世纪90年代,他们在指挥中心建立犯罪情报理事会,从事战略情报的分析与运用,开发创新情报分析项目,并采取一些提高情报分析员地位的措施。在情报主导警务存在的七年里,犯罪情报计划给加拿大皇家骑警带来了巨大变化和重要回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全球化,欧盟联合体内各国之间屏障的被撤除,使得犯罪分子在国家间随意流动,由此重视情报主导警务,促进执法信息的合作开发和共享,成为欧盟执法机构的重要任务。     

论边沁的女权思想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一直将边沁看作是一位法律改革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然而被大家忽略的是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虽然他没有关于女权的专著,但从他大量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归纳出他关于女权的思想.边沁主要从两个方面揭露和批判了法律上关于妇女的广泛的不平等,论述了他的女权思想:一是关于妇女的政治自由,即授予妇女选举权的问题,二是妇女的个人自由,即关于妇女婚姻权的问题.     

福建省数字内容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福建省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数字内容产业存在"数字鸿沟",必须从体制机制的层面来解决福建省发展数字内容产业面临的问题:前提是明确产业、关键是整合资源、重点是突出个性、基础是创新教育,即由传承教育转向创意教育、数字技术转向创意思维、授之以鱼转向授之以渔。     

论贩毒案件侦查中如何实现“控制下交付”——西部地区毒品犯罪对全国禁毒工作的影响研究之一

“控制下交付”已成为国际间和各国侦查毒品犯罪案件的重要方法。只有从毒品犯罪活动情报线索的发现入手 ,树立长期经营的思想 ,加强侦查工作的保密意识、精心设计侦查中的各个环节 ,才能保证成功实现“控制下的交付” ,稳、准、狠地打击毒品犯罪 ,完成禁贩缉毒任务。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福利的定位、改革与发展探究

在社会、宏观经济结构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结构性调整,目标、性质、功能、内容有待重新定位,“社区福利”、“混合福利”已经显现。作者在文中提出了社会福利层次论,现实的选择应在中观层次推行福利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整合,寻求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均衡点,建立“两权分离、管办分开、法人办理、竞争经营”的新福利事业体制。     

"我靠虚像生活"--媒介环境的影像阐释

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度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现实环境逐渐演变为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呈现出鲜明的影像特征,“我靠虚像生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运用昆德拉的“意象形态”、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藤竹晓的“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鲍德里亚的“仿真、超真实、内爆”等理论,可以对此进行不同角度的阐述。公众把媒介环境的影像当成客观环境的真实来把握,就会落入“托马斯公理”所预言的圈套之中,可能使错误理解成为现实。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往我们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的措施是:送少年犯管教所收容教养或判处刑罚。但是,这样做既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改造,又容易造成其叛逆社会的心理,无法达到使其回归社会的目的。社区矫正制度,为我们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尝试。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启动刑事诉讼的因素之一,应受到刑事诉讼的直接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虽有一些规定,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仍未得到切实有效保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京都议定书》中给予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豁免期截止于2012年,这使得“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谈判的重点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发展中国家实质性义务的承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将在这一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笔者认为,在国际立法场合,中国仍应积极主张国际法所确立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积极维护国际环境义务的南北平衡。